图:左,何成濬将军;右,余程万将军
何成濬将军于抗战期间,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乃国军最高军事执法长官,任期内宽严有度,为人称颂。身后留有一部《战时日记》,披露了许多国军抗战内幕。1944年,何氏在日记中留下了浴血死守常德的抗日名将余程万,摆脱死刑的离奇经过,阅之令人唏嘘不已。
失长沙之“祸”
欲谈余程万之死刑,须先谈薛岳丢失长沙。1944年6月16日,日军进攻长沙城,守城者乃薛岳嫡系精锐第四军。但因薛岳此时心怀异志,有意与李济深等人联手脱离蒋介石,另组新政府,故不愿“去给重庆守大门”,所以仅1日有余,守军即丢盔弃甲落荒而逃。①第四军军长张德能,稍后受到了军委会审判。
军委会当日,相当清楚张德能乃是薛岳之替死鬼:“评判会议皆谓薛岳司令官退出长沙时,只命张德能保卫长沙,而对于保卫长沙之方法,毫未予以指示,且薛岳退出过早,致动摇军心,不能谓其已尽长官之职责。”②故仅判处张德能无期徒刑。
但蒋介石震怒于长沙沦陷之迅速,批示必须将张德能枪决。何成濬虽明白“张德能任军长年余,该军之人事经理权皆不在手中,其死可谓半由于长官所造成”,亦只能遵从蒋介石之意。③其实,连日军也认为此次“失守长沙,薛岳亦应负责”。张德能为薛岳替死,令何氏感叹:“近数年来,法律不能制裁权位较高者,实抗战军事上之一大缺陷。”④
事实上,不但军委会军法执行处,对薛岳这类高级将领毫无办法,连专门弹劾政要的监察院,也不愿意接下对薛岳的弹劾提案,理由是接了提案,审查明白后,却不能制裁薛岳,徒损监察院的尊严。何氏在日记中写道:
“监察院有委员数人,对于长沙、衡阳之失陷,查觉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实处置失宜,贻误戎机,即政治上之一切措施,薛兼主席亦有违法舞弊之嫌,特提出弹劾,经审查会通过,于院长右任虑办理一兼主席之长官不易,反损害监察院尊严,尚搁置未送呈国府。”⑤
张德能做了“抗日战神”薛岳的替死鬼;抗日名将余程万,则差点因张德能做了屈死鬼。据何氏日记,当日:
“委座怒张德能未能坚守长沙,便询问余程万案办理情形,云如果早枪毙余程万,则张德能有所畏罹,或不敢轻弃长沙。”⑥
图:常德会战纪念碑
失桂林之“福”
余程万死守常德半月有余,城池虽失,但所部弹尽粮绝死伤殆绝,与张德能坐拥精锐之师,遇敌即溃,绝然不同。故蒋介石虽一再催逼,何成濬仍欲竭力保全余程万,可惜连续数月,蒋介石并不松口。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944年11月的桂林会战。此役,桂系虽有诸多豪言壮志,但其不战而逃,却未能瞒过重庆军令部。据何氏日记:11月17日,“军令部报告:宜山已十五日失守,在座诸人,对保卫桂林之广西军,不战而溃,并遗弃大量之新武器及弹药等,多所猜疑。”白崇禧在会上虽多所狡辩,但与会者并不相信。⑦事实是:“全州、桂林一带守军,畏葸退缩,见敌即溃,不惜将重要城池,拱手送诸敌人”,几乎未与日军发生战事。至于所谓收复失地,则不过是以前“我军误视伪军为倭军,即退,此时伪军他窜,(我军)又复进至原地,遂以收复闻也。”⑧
桂系军队此种行径,反使余程万重获生机。先是,“各报纸以负保卫桂林之责者,不受军法制裁,议论纷纭,军事当局,碍于特殊情势,自不便置答”。当局既无力惩处桂系高级逃跑将领,顾及民意,自然也不能在此时刻,处决浴血死守常德的余程万。故何成濬适时再次提请对余程万从轻发落——“现因桂林守将不战而溃,未受处分,余程万在常德苦战二十余日,兵尽弹绝,反不免于罪,外间颇多疑义。”⑨
果然,因“守桂林诸将领,未战而溃,碍于特殊情形,不能按军法惩办”,蒋介石亦只能免除余程万死刑,减为有期徒刑五年。⑩余程万此番死里逃生,对今人理解抗战史的内部复杂性,当颇有助益。
注释
①谌旭彬:《“抗日战神”如何私心误国》,短史记第146期。②何成濬著、沈云龙校:《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1944年7月30日,(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③同上,1944年8月20日。④同上,1944年9月3日。⑤同上,1944年12月20日。⑥同上,1944年6月25日。⑦同上,1944年11月17日。⑧同上,1944年12月8日、9日。⑨同上,1944年12月12日。⑩同上,1944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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