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长岛工作班于1936年8月25日诱降抗日义勇军的赵明思，通过赵明思先后瓦解了抗日武装“四海山”部，诱捕了抗日义勇军第三军司令“老长青”，并收编了其部队。但日伪当局对叛降的赵明思并不信任，对原“四海山”、“老长青”部队人员也不放心。于是在11月，长岛玉次郎献策，由盘踞柳河县孤山子的伪满军顾问驹井中佐率伪军150人解除了已收编的原赵明思、“老长青”、“四海山”部70余人的武装，并将他们关押在孤山子镇。1937年3月，由长岛玉次郎命伪军将这70余人押送到柳河县山城镇交侵占该地的日军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五大队继续关押。4月，山城镇伪警务统治委员会在山城镇宪兵队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山城镇地区伪警务统治委员长三松、柳河县伪警务局首席指导官警佐鹿毛繁太等人，决定对被关押的中共党员、抗联战士、“老长青”等旧部，及参加抗日活动的农民共146名分别进行集体屠杀。“老长青”、赵明思、“四海山”等94人，由日军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五大队长铃木大佐负责执行，因人数较多，又都是原武装人员，特押送到清原县飞机场集体杀害。中共柳河县委组织部长郭喜明、柳河游击队长车伍清、陈俊山等18名中共干部、抗联战士及曾参加抗日群众组织的农民34名，由山城镇伪警务统治委员会进行屠杀。（于海鹰）
1936年冬，日本侵略者在安东（丹东）、凤城、宽甸、岫岩、桓仁、庄河、通化等地展开了一个所谓的思想大讨伐。因为当时安东是省城，受害者又多是教育界人士，所以这次讨伐又被统称为安东教育界惨案。在通化，侵占该地的日本宪兵队先后将省立第六师范前任校长马骥北、时任校长佟儒、女中校长修禄、教育局教育股长马清川、农中校长杨培伍以及一些学校的教员共26人逮捕。这些人被送进日本宪兵队拘留所，遭到严酷的刑讯。过了几天，这些被捕者两人一副手铐又被押送到奉天（今沈阳市）陆军监狱，还被钉上了脚镣。这些人几经刑讯受尽折磨，最后马清川、马骥北、佟儒、修禄、杨培伍五人被判死刑，于1937年2月被杀害。其余21人有六人被判徒刑13年零四个月，15个人被判五年犹豫刑，监外执行。据资料记载，在这次思想大讨伐中，有300余人遇难。（刘海瑛）
1936年冬，张学良将军的内表兄钱辅廷由关内密派王氏兄弟（人称“王山东”）回东北与钱富德接头，传达张学良关于破坏日伪运输线的命令。钱富德先后串联钱富恩（满井火车站铁路警察）、钱富祯、钱富厚，及满井站铁路员工郭孝田、蒙希山、蒙希武等人。1937年7月18日，钱富德根据“20日夜将有日军特快列车通过”的情报，召集众人具体研究如何行动。20日晚10时，众人到达满井河（今沙河子）铁桥北端，行动由钱富德指挥，并与钱富厚在现场南北两端放哨警戒，钱富恩、郭孝田、蒙氏兄弟和王氏兄弟扒铁轨，使铁轨接头处撬开、不相衔接，事毕撤走。21日0时30分，由哈尔滨开往大连的军用特快列车急行此处突然颠覆。据敌伪日报说：共亡五人、伤64人。日伪当局立即调动四平日本宪兵队、警察署，开原、铁岭宪兵开始“侦破”。调派来的营城子伪警察署长陈久香查出了蒙氏兄弟，接着抓走了郭孝田、钱富德等人，并将钱家从12岁到72岁的男人及钱家亲友、满井铁路员工共22人，押送到四平市关押，终日毒刑逼供。7月24日午后，用大卡车将22人押送到第八师范学校西墙外的一个早已挖好的大坑前，命22人跪在坑前，眼睛蒙布，然后由日本士兵、伪警察用战刀将受害人一一砍倒，又踢入坑中，随即掩埋灭迹。（宋梅英）
活体解剖是日军侵华期间犯下的一种特殊罪行。其方法一是进行所谓“复生”的试验。1937年秋天，侵占吉林省公主岭的日本空军部队军医少佐藤田，搞出了一个所谓“人工苏生器”，宣称人可以起死回生。藤田为了试验“发明”效果，将一名40岁左右的中国男人强行拉来，用绳子套住脖子挂在树上，将其吊成半死状态，再取下来用“苏生器”复生，结果试验没有成功，该人很快死去。
二是拔取手筋和脚筋。新京第二陆军医院外科军医大尉小野，因负伤手脚不能动，想从中国人的手脚拔下筋来作移植。因此，上司命令田村延夫押去了三名中国人。医院将这三名活着的人抬上手术台，用刀扎入心脏，然后将捆住的手脚解开，把筋抽出来。
三是剥人皮。日军通辽医院院长、军医中佐山本升的房子里，墙上挂着人皮，桌上摆着人头骨。他为了研究中国人的指纹、皮纹，在任期内的1934年夏至1937年夏，从通辽监狱要来犯人，剥人皮达十五六张之多，除了供自己研究外，还将人皮做礼物送给日本国内的专家教授，供他们研究使用。
四是活切和活剥。日军通辽医院的医生，为了研究冻伤的防治，试验药物的效力及采集标本，用因冻伤而被俘的抗联战士做试验，然后砍取了100多个手指和脚趾做标本。细菌战犯田村良雄，为了做手术练习，活活地将一人的双脚切下。在东北日本人主持的各级医院里，为所谓科研需要，经常进行活人解剖，其中尤以南满医科大学为最大祸首，成为残杀中国人的魔窟。1942年秋到1943年春这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内，他们用31人进行了五次活体解剖。一次是三人，一次是七人，一次是12人，另两次都是三人。这些人均是男性，年龄在30－40岁左右。这些受害人被抓来后，即被解剖，解剖的技术指导是铃木真吉教授，具体解剖者是照井，助手是西村和坂村。他们取出活体的脑脊髓、内脏、皮肤等，做成切片，进行研究。在解剖时，切开受难者的头颅，取出大脑。背部正中锯一个深沟，取出脊髓。胸腔和腹腔也被切开，取出心、肝、脾、肺、肾、肠。最后挖出双眼。1936年9月，铁岭警察署直辖派出所一次砍杀了六名抗日军战士，其中一名被广獭军官用剃头刀解剖，摘取了胆囊，砍下了头颅，然后把头骨洗煮制作后，送给了满铁株式会社大连柔剑道场的波多江教师作装饰品。虎林医院中尉军医竹内丰，在1938年1月，将一名中国人绑在解剖台上，先切开腹部，把盲肠取出进行切除缝合，向卫生下士官、卫生兵讲解腹部内脏的名称、位置；又把小肠切断，做了两肠管横断面的缝合，讲解了小肠受伤后的手术要领；接着又把胃、十二指肠切开，做了胃肠吻合术；最后做了腹壁缝合术。做了解剖后又向静脉里注射吗啡将其杀死，又将死者的头颅打开，摘取了大脑。练习头盖骨缝合术。
五是进行毒药注射和空气注射试验。1936年9月侵占赤峰的日军宪兵队将一名30岁男子押送到赤峰医院，先是进行毒药注射试验，然后进行了解剖。1940年9月，新京宪兵队逮捕了三名中国工人。军医大尉小管原武，伙同卫生军曹户上，给两个工人注射空气和毒药，观察注射后的反应，在快要死亡的时候，将他们的头砍下。日本侵略者还用毒药试验做为杀人灭口的手段。1938年5月，关东军第六边境守备队步兵第一大队第一中队本部，监禁有抗联俘虏约50人，强迫他们修工事。工程完后，强行给这些劳工注射了毒药，将其全部杀害后又焚尸灭迹。（孙邦）
“九·一八”事变前，由于东北地区黄金资源丰富，黄金业发展很快。伪满洲国成立后，黄金业被列为经济统制范围，伪政府于1934年设立了采金株式会社。该会社是特殊会社，具有法人资格，几乎垄断了所有主要金矿的采金业。会社成立后，由伪政府和日本财阀投资，日人经营。但由于经营不善，黄金产量逐年下降，从而导致市场萧条，金价上涨。加之日伪当局由于战争的需要，黄金用量剧增，为了改变黄金市场的不利状况，彻底垄断黄金业，日伪当局于1939年10月制造了殃及全东北的黄金“走私”惨案。1939年10月10日，伪满首都警察厅首先在长春动手，新华美、物华兴、同顺公、老物华、天宝、鸿兴、春华、德增、老成土炉、东海天、世兴等13家金店遭全面搜查，逮捕店主、伙计、家属共148人，没收黄金约值数10万元。其中受害最重者为天宝金店，不但店主许梦溪、经理许仲廉以及店员、家属共20余人被捕，所有财产被全部没收，而且铺面也被全部焚毁。
被捕的148人在宽城伪警察署受到严刑拷打，逼其承认“把满洲国黄金全部贩卖关内，搅乱了满洲国黄金市场”、“反满抗日”等罪名。经过20几天的酷刑折磨，有些人被活活打死，有些人被打伤致残，店主全部被判刑。在新京（长春）大搜捕的同时，侵占沈阳、哈尔滨、吉林、安东（丹东）、间岛（延边）、锦州等地的日军也对黄金行业进行了大搜查，共有700余人被逮捕。（刘海瑛）
日本侵占东北期间，在丰满修建一座大型水力发电工程。为完成这一庞大的工程，日本侵略者采用欺骗办法到关内把八万多中国劳工骗、逼、抓到丰满，供他们驱使、奴役，不少人流尽了血汗直至被夺去生命。被日人骗逼来的劳工，统统住在一排排密密麻麻的工棚里。1938年除夕，劳工工棚失火，当场烧死67人。丰满的冬天每天都在零下42℃左右，冰天雪地，把人的肉都冻木了。吴洪贵、万恒生等一起从上海来的126人，一冬过后死去66人，一年以后，只剩下了十几个人。还有的劳工正干着活，手拄着铁锹，一转身就倒地冻死了，每天在工地都要冻死几名劳工。劳工还要遭受监工的棍棒毒打，打死了把尸体抬走，打伤了还得继续干活。到了夏天，棚内阴暗潮湿，到处是蚊子、跳蚤，人只要一进工棚，脚上就会叮一层，其痒无比。6月天下大雨，棚内下小雨，地上汪着一尺多深的水，被、鞋、劳工的身上都是湿的，多数劳工生了疥疮，被折磨死。一天晚上刮大风，工棚被刮倒好几座，有一座工棚倒塌竞压死劳工40多人。为加快进度，日方逼迫劳工掏洞取土，这是非常危险的作业。洞子越掏越大，却不许用木头支起来，结果冻土坍塌，劳工经常被砸在里面。金孝发亲眼见一个洞子进去38人，塌方后只跑出六人，金孝发和同伴要去救，监工不但不让救，还把前来呼救的劳工用铁锹砍死。在大坝浇捣混凝土时，劳工浇捣得下到平仓去，可人的双腿陷入混凝土里就一时拔不出来，而开起重机的日本人不管下面平仓有没有人，就把大缸混凝土倒下来，竟把人活活浇在大坝里。工地每次放炮都有不响的哑炮，监工强迫工匠接着在原地钻眼，引起哑炮爆炸，凿眼的人被炸得飞上了天，当即丧生。王永昌亲眼看见一次就炸死三名石匠，情景惨不忍睹。到1941年，坝越修越高，日军为了减少上坝走路的时间，让劳工坐在三平方米的吊缸周围，用吊机把人吊到六七十米的高处。吊机开的速度快，又没有牢固的地方抓，劳工们个个心惊胆颤，经常把劳工从半空中闪下来摔死。1942年，到坝上干活的人越来越多，多数坐闷罐上去，一次吊钢轨，监工让很多劳工坐在钢轨上一齐往上吊，起吊不久，连人带钢轨全掉了下去，所有的人当场摔死，有的竟摔成几截。这年大坝塞流合拢。施工在冒险中进行，结果合拢被激流冲垮，正在堵塞棉被和麻袋的100多名劳工被江水冲走。在这沉重而危险的奴役压迫下，一些劳工开始有不满情绪。一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六个山东劳工在工棚内因思乡议论家乡的事，被拉杆听见，拉出工棚，反绑双手，活活打死。1945年5月，发电所电焊车间的瓦斯罐突然爆炸起火，日本人认为是有意破坏，对工人进行逮捕刑讯，把范文才父子三人抓去，送往伪吉林县警务科。有些劳工不堪忍受压迫，开始纷纷逃跑，劳工刘瑞祥亲眼看见，有两个劳工逃跑被日本人抓住，当场打死一人，剩下一人被吊在一棵大树上，衣服扒得净光，用皮鞭沾水抽打，肉都打飞了，直到打死为止。有时逃跑的劳工抓回未被打死，日本人就用铁丝拧上双手双脚，把伤口撒上盐，扔到江里去，最多一天拉出去138人，五天就死了300多人。丰满水电站从l937年4月动工，每天都有劳工死亡，到1938年，死亡劳工更多了，日本监工就让人把劳工死尸往万人坑扔。数月时间，大坑被填满，日方在大坑周围挖了不少的小坑，随之也填满了。随后就把死尸乱扔在大坑周围，一堆堆，一片片，不知有多少。这种人间惨状是历史上罕见的。（宋梅英）
1939年10月1日到1941年3月19日，侵华日军由关东军中防卫地区第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陆军少将野副昌德为讨伐司令，动用日军6400人，伪军25000人，伪通化省、吉林省、间岛省警察34131人，以及铁路警护队等武装，总兵力约75000到80000人之间，对当时的伪通化省、吉林省、间岛省及牡丹江省部分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讨伐”。讨伐的主要目标是在此区域活动的以杨靖宇、魏拯民为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在大讨伐中，日伪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极其毒辣的政策和残酷手段。如：（一）为断绝抗联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强化了保甲制度和“十家连坐”法，仅通化省，1939年“保”增加到了121个、“甲”增加到875个、“牌”增加到8571个，凡有“通匪者”，即全家斩首示众，株连邻里。同时加紧推行“归屯并户”，1939年在伪通化省有“防御部落”379个，比1936年增加三倍多，“集团部落”75个，也比1936年增加一倍多。在伪吉林省，到1940年秋共建成674个部落，造成不少无人区。（二）实行专卖配给制，每次只配给居民两三天的粮食，如发现向抗联提供必需品，祸及全家，殃及乡里。同时强迫农民提前收割农产品，造成这两年该区农产品减产一半，农民缺粮达半年以上。（三）大肆进行诱扣劝降工作，利用叛徒作奸细破坏抗日队伍。（四）武力讨伐时使用分割包围、来回拉网、轮番扫荡等策略，又用所谓的“壁虱战术”对抗联领导人所在的队伍咬住不放，穷追到底。历时一年半的野副大讨伐给抗联一路军造成巨大损失，牺牲指战员1172人，其中有杨靖宇、魏拯民及师团级干部曹亚范、陈翰章、方振声等。另外诱捕抗联将士1040人，其中师团级干部林宇诚、丁守龙、全光降敌后带敌军围剿抗联，造成极大危害。抗联一路军在东南满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几乎全被破坏。不仅密营、被服厂、修械厂，甚至连地仓子都被悉数捣毁和焚烧。致使抗联一路军难以继续在境内坚持斗争。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因此次讨伐“有功”，升任伪通化省次长。不久，又因他讨伐“有经验”，调任伪热河省次长，在“热河讨伐”中大肆屠杀镇压抗日军民。（曾凡秀）
日军为侵华战争的需要，掠夺通化七道沟铁矿资源，1938年9月14日在通化二道江街成立“东边道开发株式会社”，下设大栗子、七道沟两个采矿所，1940年铁矿正式开采。日本侵略者为了加紧掠夺，采取“要矿石不要人”、“以人换矿石”的法西斯手段，对劳工在政治、经济以及精神上层层压迫。他们在矿区成立矿山警备队、七道沟警察分所等特务机构，对劳工进行迫害。矿工姜大成母亲病重，他请假回家看望老母亲，把头不给假，他偷着走了，结果被警察抓回送到矿里，在400多名工人面前将姜大成活活打死。七道沟采矿所下设八大系，其中的劳务系专门迫害矿工，使矿工人们恨之入骨，称它“老虎系”。他们通过各种残暴手段迫害致死的工人无数。1938年始，七道沟瘟疫流行，1941年赵华荣组从山东招来了500多名工人，不到10天，死了400多名。1938－1945年，赵华荣组从山东骗招工人1800多名，到1945年解放，仅剩下200多名。老矿工魏春德回忆说，他是1941年被骗招来的。来时全家九口人，第一年赶上瘟疫，死二口。第二年，全家又得伤寒病，死了四口。到了1944年，只剩下了他一人。另外，因工伤致死也是无法计算。1943年，西三坑矿工因炮烟中毒一次就毒死七名矿工。1941年东斜坑冒顶一次就砸死了九名矿工，东山水平坑一次冒顶砸死八人。1944年，东斜坑二路十八排溜子落下来大块铁石砸死了九名矿工；最残忍的是一次露天坑坑口冒顶，坑内有八名工人被堵住，坑外工人想救他们，日本人却把他们活活闷死在矿坑里。还有一个姓张的拉钎工，上班时采矿所不给电石，矿灯不亮，摸着黑往坑下走，掉在漏子里活活摔死。那时死的劳工太多，抬不过来，矿里成立了专抬死人的“杠子队”。起初，每人还给一口薄杨木板的棺材。死的人多了，两个人装一口棺材，甚至三人装一口棺材。后来就不给棺材了。到冬天，人死抬到屋外，很快就冻硬了。用两个铁丝扣子套在死人身上抬，一次能抬两三个。在住宅区死的，大部分都抬到铁道西万人坑。地冻刨不动，没法掩埋，就在万人坑旁边盖了个停尸房。停尸房也很快装满了，后抬来的就摆在外边，一垛一垛的，没人看管。白天乌鸦来啄，晚上狼、狗来撕。狗吃死人吃红了眼，见了活人都瞅牙。铁道西万人坑是七道沟矿工墓最大的一个。还有曹家坟万人坑和板房沟万人坑。后来，日本人又建了两座炼人炉。从1938－1945年，日本当局在七道沟掠夺了近140万吨矿石，留下的却是1.6万多具中国矿工的尸骨。（宋梅英）
1941年春天，新考进九台县国立高级中学的学生刘廷弼，由父亲送到学校上学。新生开学后的第一堂课是日语，任课教师是日人副校长娓岛。娓岛是个十分凶残的家伙，学生们都非常恨他，因为他从不把中国人当人。由于娓岛长相可笑，所以当他走进教室时，刘廷弼忍不住笑了出来，娓岛恼羞成怒，一把将刘廷弼从座位上拎起来，一顿拳打脚踢后，又用力把刘摔倒在地并照肚子狠命踢去，刘廷弼当时就起不来了。过了几天，病势越发沉重，他父亲得到消息含着眼泪赶到学校，把入学才几天就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的儿子用车拉回家。到家后没几天，刘廷弼便含恨死去。（刘海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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