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曾经提出一个月要解决中国事变？
来源：搜狐网   2015-05-18 11:39:55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存在吗？

　　在清末民初时期，上海租界的法国公园门口，曾经有一段时间，悬挂着一块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颇为知名的辱华事件。每当谈起这件事，国人心中始终有一团淤血。一直以来，这件事严重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

　　但是，近些年，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出现了质疑的声音，说这块牌子不存在，这种声音，获得了高声的附和，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也跟着瞎起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牌子，到底有没有人亲眼看见过？

　　第二天事件开始爆发，从2月28日到3月9日，台湾本省人在路上追打外省人，他们对外省人的情绪是长久累积出来的。但是很可怜，遭殃的往往都是外省教师、基层公务人员等等，最后导致很多人死亡。外省确切死伤人数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首先，是已故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方志敏在其《可爱的中国》一书中记述，他有一次路过这个法国公园，亲眼目睹这个牌子，上有八个汉字：“华人与狗不准进园”。方志敏记述的原文，是这样的：……有几个穷朋友，邀我去游法国公园。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射入我眼中，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受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了……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证人，如陈岱孙。《陈岱孙文集》里，收录了一篇《往事偶记》，陈岱孙在其中讲述了自己亲眼看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牌子的经过。

　　周作人也说自己亲眼见过这块牌子。《周作人日记》1903年9月11日，记录了周作人在当日的所见：

　　上午乘车……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周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无甚一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

　　行文至此，让我们简单总结一下，都有谁亲眼见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块牌子，这些证人分别是：方志敏、陈盂熙、陈岱孙、周作人、曹聚仁、桂祖良、苏步青、周而复。

　　当然，他们远非历史上仅有的一些证人，但是，本着正本清源的目的，本文引用他们这些回忆作为证言，显然已经足够了。我想，事实到此，已经是相当的清楚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辱华牌子，的确曾经客观存在过。

　　民国男女比例失调 140个人里有40个找不到对象

　　民国那会儿，一个中国男子要找个对象，除非你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或者至少有稳定、体面的收入，否则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大陆，存在着大量的光棍。

　　民国时期的“光棍现象”有多严重呢？当年国民政府在北平搞了个“济良所”，将被拐卖的妇女从妓院里解救出来，暂时收容在“济良所”里。事情一传出，北平立马就有大量的老光棍到“济良所”的门前来围观，都找“济良所”要人呢。要来干什么？要来当老婆！因为在当时，在社会上讨个老婆并不容易，“济良所”里面这些女娃，虽然做过“那门子生意”，但是也总比没老婆、打光棍要强吧。

　　民国当年这“济良所”的领导们，那也是鬼精鬼精的，立马从中看到了权力寻租的机会。他们向北平的老光棍们伸手，说：“要见女娃儿？先给介绍费！”北平的老光棍们也没办法，该掏的还是得掏，挑了个女娃儿回去成家立室，之后逢人就骂那“济良所”，说“济良所”那个所谓的政府机构，比妓院还要黑。这就是民国当年发生过的事。

　　抗战胜利之后，南京办起了一个“日侨收容所”，收容了一大批滞留在华的日本女人，消息传出去之后，很快，这南京城也有一大群老光棍围了上来，找“日侨收容所”要人。收容所的管理人员也将这些日本女人，逐个分配给了南京的这些老光棍当老婆、过日子去了。南京“日侨收容所”的管理人员则比较透明一些，他们将日本女人的脸蒙住，让南京的光棍们挑，凭什么挑呢？凭那日本女人手臂白不白来挑，以示公平。这日本鬼子的女人，毕竟也是女人，总比没女人强。在战后那段日子，南京城里流行起了这么一句口头禅，叫作“人穷照样有老婆”。

　　在民国史上，光棍问题，是一个长期被历史研究者忽略的问题。民国时期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也许是造成民国社会不稳定的诸多因素之一。

　　以山东济南为例，依据韩国学者金亨洌在其论文《近代山东城市社会环境的变化》中的统计，民国时代的济南，男女比例竟然高达140比100。也就是说，每140个男子当中，至少有40名找不到对象，要打光棍。再看一例，《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30年5月9日记录，浙江省人口普查显示：女人比男人少了250万人。

　　溺死女婴、一夫多妻导致民国光棍多

　　生物学告诉我们，在自然状态下，男女人口的出生比例，一般约为105比100。那么，为什么在民国时期，会出现140比100、122比100，甚至在一个省内（浙江）女人比男人少了250万人这样严重的情况呢？女人不会无端从人间蒸发。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原因之一，是民国时期城乡普遍流行的一个恶习——溺死女婴。

　　溺死女婴，对于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由于家贫以及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在历史上长期存在溺死初生女婴的现象。当然了，所谓溺死，只是其中的一种手法，在民国时期，父亲（通常是父亲）杀死初生女婴的办法，有许多种，除了溺死之外，还有捂死、弃野、掐死、勒死等，各种办法都有。

　　为什么那个年代中国当父母的，能忍心杀死自己的亲生骨肉呢？主要是以下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贫穷，普遍的贫穷；其次是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民国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普遍认为，养女儿是亏本的，女儿养大之后，嫁到婆家去，从此事事都会向着婆家，就不再是娘家的人了，也就是说女儿一般都是白养的，俗话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当年的国民，尤其是农村里的老百姓，普遍都是这么想的。

　　林而众所周知的是，男女人口比例的警戒线，一般是107比100——民国初年的男女比例失衡程度，已经严重超标。在这种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下，还出现了雪上加霜的现象——一夫多妻。

　　大量的研究表明，人口中单身男性比例的攀升，往往会导致暴力行为的增加、犯罪率的上升和社会结构的不稳定。举捻军为例，学者邢采、张希、牛建林的论文《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对性别失衡间接导致捻军暴乱一事，作了系统的研究。1851年至1863年爆发的捻军暴动，是探讨性别失衡导致社会暴力的典型例子。

　　在19世纪的中国华北地区，性别比例极高，达到了男女129比100，有高达25%的男性无法成家。大量过剩的年轻男性，仇视社会，心理扭曲，成为无家可归的绿林草莽，并最终形成一股强大的捻军，对当时的清朝统治者以及社会治安，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男人没有家庭，就没有束缚，没有了束缚，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就什么都敢干，社会因此就难以稳定。当今中国大陆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的时候，尽量先劝说双方不离婚，也正是遵循的这个逻辑思路：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了，社会才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