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此文引发了国内舆论界的热烈讨论,批评者尤其之多。如鲁迅在给友人的信函中,即指责该文“卖国”。
蒋介石假名撰文《中日关系的检讨》,被鲁迅指责“卖国”
1934年末,一篇洋洋洒洒,长达近两万字的文章——《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在中国主流报刊媒体,迅速流传开来。文章旨在检讨中日关系,认为彼此交恶,对两国都不是好事,长远而言,“中日两国……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我敢说,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①
此文引发了国内舆论界的热烈讨论,批评者尤其之多。如鲁迅在给友人的信函中,即指责该文“卖国”,如此讥讽道:
“你记得去年各报上登过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吗?做的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②
然而,鲁迅所不知道的是,此文虽署名徐道邻(“徐树铮的儿子”),但其真实作者,却是蒋介石。去台后,蒋曾撰文回顾该文的出炉始末:
“民国二十三年秋,中日局势更趋危急,正进入最后关头,极思设法打开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属(嘱)布雷同志笔录其详,以此为中日两国朝野作最后之忠告,期其警觉,克免同归于尽之浩劫。惟以当时政治关系,不便以布雷名义出之,乃托徐道邻君印行。”③
在华北日军不断制造事端,步步蚕食中国主权的现实背景下,《敌乎?友乎?》这篇文章逆民意而动,倡言“中日友好”,自难免让鲁迅一流人物视为“卖国”、“汉奸”。这也正是文章虽是由蒋介石口授、其秘书陈布雷笔录,但刊登时却要借用徐道邻之名的缘故。然而,蒋介石却并不认为自己写这篇文章是在“卖国”,相反,是为了给“进入最后关头”的中日局势“打开僵局”而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若能对照《敌乎?友乎?》之原文,与同期之蒋介石日记,则不难发现,蒋写这篇文章,确实有着极为深刻的挽救民族危亡的用心。而这种用心,因不能明言,故难为满腔愤慨之爱国青年谅解。
蒋动念写作此文,至少可以追溯到1934年11月28日。当天,蒋“以牙疾休养在家”,苦思如何缓解战争一触即发的中日关系。其思考重点,在如何利用“日本内部文武两派”——“使文派抬头,以制军阀?抑(或)使军阀横行,以促其孤立乎?”,最后,蒋决定采取一种策略——“对倭谅解,使其对俄”。④略言之,就是通过营造、推动“中日友好”氛围,来缓解华北所承受的日军进逼压力,并推动日、俄冲突加剧。
1935年时任日本外相的广田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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