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久不衰的抗战题材写作
来源：新华网   2015-06-02 11:32:23

　　抗战写作成就了红色题材

　　在建国之后乃至整个“十七年”时期，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一直呈现革命历史题材与农村现实题材两类写作双峰对峙的格局，支撑起当时文学小说创作的偌大天空。而在革命历史题材写作中，抗战题材的小说写作又占据了主要地位。

　　这一时期的抗战题材小说写作，以出自河北、山东两地的作家作品数量最为众多，质量也较为上乘。出自河北的抗战名作有：徐光耀的《平原烈火》、李晓明和韩安庆的《平原枪声》、刘流的《烈火金刚》、雪克的《战斗的青春》、冯志的《敌后武工队》、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出自山东的抗战名作有冯德英的《苦菜花》、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赛时礼的《三进山城》、曲波的《桥隆飚》等。这些作品再加上高云览的《小城春秋》、孙犁的《风云初记》、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等作品，一起汇聚为抗战题材的滚滚洪流，构成革命历史题材写作的最大板块。

　　由于从事这些题材写作的作家自身多有抗战生活的经历，作品的写作带有亲历者的充沛激情；又由于他们的文化熏染多来自于传统的话本小说、文学趣味偏于大众读者，作品普遍具有较强的半自传性、浓厚的故事性乃至相当的传奇性。同时，由于当代文艺创作较多地受制于当时的政治要求，这也不可避免地在这些作品里打上一定的印记，也使这一时期的抗战小说，在反映的内容上多为根据地军民的政治化生活形态与军事类人物形象，在表现形式上也显现出一定的模式化与单一性。

　　在十年“文革”期间，文艺领域整体萧条，而革命样板戏一枝独秀。其中京剧《红灯记》、《沙家浜》、交响音乐《沙家浜》与抗战题材有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抗战的题材，在整个“十七年”时期和“文革”时期，都是占据着首位、在唱着主角。由此来看，说抗战题材成就了红色文学，当属实事求是，并不为过。

　　抗战题材在新时期的渐次突破

　　新时期以来的30多年，是中国社会进入划时代的巨大变迁的时期，也是当代文学发生历史性演变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发展与演进中，抗战题材的写作依然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并在表现对象与表现手法等方面体现出有力的突破与明显的进取，从而使抗战这一老牌题材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新的光彩。

　　在新时期到上世纪90年代的抗战小说中，有两种现象值得关注。

　　一种现象是，依然健在的老作家们体康笔健、挥发余热，继续书写自己的抗战故事，使得他们以抗战为主题的文学生涯再度焕发出新的青春，如管桦的《将军河》、曲波的《山呼海啸》、艾煊的《乡关何处》、刘知侠的《沂蒙飞虎》、马加的《北国风云录》、黎汝清的《皖南事变》、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王火的《战争与人》等。老作家们的抗战新作，都在自己生活体验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艺术提炼，较之他们以前的作品，这些作品的故事营构与语言运用也更为老到，作品普遍闪耀着一种现实主义精神的炽烈光芒，显示出了雄浑深沉的思想与艺术风貌。

　　另一种现象是，一些未有抗战经历的年轻作家在依托某些史料与史实的基础上，通过艺术想象来切近历史和表现抗战。这一类作品有莫言的《红高粱》，周梅森的《军歌》、《孤旅》与《国殇》，张廷竹的《泪洒江天》，叶兆言的《追月楼》，刘恒的《东之门》，池莉的《预谋杀人》等。这些作品有的写土匪的抗战，有的写国民党军队的抗战，有的写不屈的士绅，有的写人性的变异，虽然都是抗战背景下的人物与故事，但却普遍摆脱了传统的抗战题材小说的写法，在描写对象与叙事手法上或有新的突破，或有新的开掘，有力地填补了抗战题材小说写作中的不少空白。

　　如果说老一辈作家的抗战书写仍是旨在反映抗战中共产党与人民军队的英豪与先烈，从亲历者的角度去尽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的话，那么，新一代作家笔下的抗战故事已不再专注于抗战的过程本身，而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与战争场景之下，去探悉多种形态与方式的抗战，以及着意挖掘战争对于人性的压抑与扭曲，表现出更为宏阔的艺术视野与富于个性的文化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