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久不衰的抗战题材写作
来源：新华网   2015-06-02 11:32:23

　　今年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的抗战胜利，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现代历史和世界的主要格局，也改写了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的基本面目。因此，梳理有关抗战文学的脉络，寻绎其发展演进的轨迹，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既很有纪念意义，也颇具现实意义。

　　抗战是历史事件，更是精神宝库

　　从1937年发生于卢沟桥的“七七事变”起始，到1945年的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历经8年的抗日战争，最终取得全面的胜利，这被人们习称为“八年全面抗战”。但实际上，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入侵中国，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在半年不到的时间，便侵占了整个东北三省，扶持起伪满傀儡政权。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就开始了对日本侵略者的顽强反抗与坚决斗争。因此，中国人民的抗战是从1931年到1945年，进行了14年。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它捍卫了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遭受的奴役与压迫的耻辱，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八年全面抗战的终获胜利、不只是改变了中国历史总的进程、建构了世界版图新的格局，而且以社会运势、历史经验和民族精神等多方面的内容，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比如，民族的觉醒与团结，爱国主义的焕发与凝聚，万众一心、血战到底，自力更生、自强不息，这些意志与品质的持守与弘扬，等等。同时，也是通过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充分认识到八路军、新四军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是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领导核心。也是因为抗战，全国从上到下都更为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贫弱必遭人欺，从而对清明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强盛的国力，更为渴望和期盼。

　　这样一些丰盈又充沛的精神元素的集合，使得抗日战争、远远地超越了战争本身，而具有了文化启蒙、思想洗礼、斗志磨砺、精神冶炼的熔炉性功效与宝库性意义。而正是这种在战争的故事中包孕了诸多精神的内涵，抗战题材成为中国作家们常写常出新、中国读者们常读常爱读的重要题材。

　　抗战写作与抗战历史同步行进

　　一般说来，文学创作因为写作者需要一个观察、浸润与把握的过程，很难做到与现实同步、与历史同行。但抗战题材显然是个例外，因为事件本身的紧要性与重大性，更因为作家自身的敏感性与责任心，几乎是在抗战爆发的同时，反映它的作品就接踵而至，从此文学就与抗战相随相伴，同频共振。

　　在抗战文学的写作上，深受东北沦亡之苦痛的东北作家走在了最前列。1935年间，萧红的《生死场》与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列入“奴隶丛书”一同出版，使得这一年的抗战文学在当时格外耀眼。随后，又有舒群的短篇《没有祖国的孩子》等作品相继问世。自1937年之后，全国的抗战版图与政治格局大致分为沦陷区、国统区和根据地，有关抗战题材的写作也分别表现了出不同的情形。

　　国统区的抗战写作，以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萧乾的《刘粹刚之死》、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李辉英的《北运河上》、骆宾基的《东战场的别动队》等中短篇小说，吴组缃的《山洪》、老舍的《四世同堂》、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齐同的《新生代》、谷斯范的《新水浒》等长篇，着力于揭示沦陷区人民的悲情生活及其精神苦闷，着力于表现它们在重压之下的生活自救与精神觉醒。这些作品有的因为反映现实的快捷，带有战地速写的意味；有的因为纠结于苦难的倾泻，调子相对低沉，但都以其几近无距离的及时与真实，而具有无以替代的现场性与纪实性。

　　根据地的抗战写作，以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邵子南的《李勇大摆地雷阵》，华山的《鸡毛信》，管桦的《雨来没有死》，孙犁的《荷花淀》，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刘白羽的《五台山下》等作品为代表，对处于抗战前沿的战斗者的斗争生活予以跟踪式的描写，正面表现了抗战斗争的艰苦卓绝与军队和人民的同仇敌忾。相较于国统区的抗战作品，出自根据地的抗战小说因为多是战斗英雄和英雄群体的纵情歌吟，在格调上显得更为明丽。

　　抗战时期的抗战小说，总体来看，因为近距离地反映了抗战“进行时”的场景与画面，虽然不免带有新闻性强于文学性的不足，但又因为具有在场性、及时性，以自己的方式记述抗战过程，而成为抗战历史的一个重要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