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无法等待的拍摄
在马金辉后来的拍摄计划中,有一件事情却无法按照他的计划进行。常常,在他去走访抗战老兵的路上,去到某位抗战老兵家里附近,他的电话里传来锣鼓喧天的声音,老人刚去世,在出殡;还有的时候,他赶到前不久走访过的抗战老兵家里,家里空荡荡的,家人们告诉他,几天前老人已经走了。
抗战老兵们老去,死去,生活痕迹随之消失……
上个礼拜,马金辉把他拍摄的抗战老兵头像简单的框了一下,数了数,96位抗战老兵中已经有34人过了世。
”他们走得太快了,但是我们不管怎么努力,都赶不上他们自然消失的速度。他们是最后的抗战史。”
大湘网:你停下所有的其它手头工作来拍摄,为什么?
马金辉:这些老人走得太快了,老人走了,但我们没有走到。每次听到这种消息,我会觉得特别愧疚,这种愧疚不是说谁一定要我们这样去做,但是一次一次和老人深入地聊过之后,你会不自然地有这种责任。我们只有不断去采集,不断去走访,尽可能加快节奏,这样,心里才会稍微安慰一点。
而且当你面对面跟他交心的谈时,我觉得这像是一种托付,因为家里面没有人愿意听他们讲这个,以前因为种种原因不敢讲,后来等他们年纪大了,有时间给他的子孙讲,但没有人感兴趣,也没有人愿意听。
老人们把他经历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一种托付,他把这辈子的东西托付给了我们。
2014年7月9日,在浏阳市镇头镇土桥村,走访抗战老兵陈香岑。
一场注定不会被记录的纪录
在马金辉的寻访中,遇到过一位名叫朱继章的抗战老兵,是宋希濂的老部下。老人十分健谈,但是问到宋希濂当年的经历,他就闭口不答。
后来久了,马金辉才知道,在那个政治岁月中,因为老人的特殊身份,女儿头上扎根红绳都会被家人臭骂一顿:“还不够吗?那么多眼睛盯着我们家,你还要扎红头绳。”
老人习惯了谨慎和小心翼翼。
马金辉觉得悲哀,“最大的伤害,莫过于冷酷和漠视。”
大湘网:寻访抗战老兵,有没有感觉更接近真实的历史?
马金辉:现在大家谈起抗战抗战老兵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他们是英雄,民族的脊梁,以一种仰视的态度;另外一种就是说他们晚景凄凉,他们是命运不公的受害者,以一种同情和怜悯的态度。我觉得这两个态度可能都不太合适。
当真正与老人面对面的时候,他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的个体。我们一个个老人走访下来,对很多事情,已经不会轻易下判断。
大湘网:为什么会想到去纪录这些平凡人?
马金辉: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这个描述是从文学的角度去表述的。其实关于这个项目,我想说的,对这些普通抗战老兵的记录比名人的记录要难得多。但历史的构架就是在这些无名之辈身上。这些抗战老兵,也许在某些时候,他们注定不会被记录,因为他们经历普通,因为他们是无名之辈,但我们大多数人和他们一样,都是无名之辈,都是茫茫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没有身份的人。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不单纯想为这些老人找到他们的一个位置,找到他们的一个身份,更重要是为我们自身找到一个出口。
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对个体生命尊重的年代和氛围里,普通人的生存才是有价值的,我们所谓的美好和公义,只有在对个体尊重的氛围里,才有产生的可能。
抗战老兵给马金辉说着从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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