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年前开始,摄影师马金辉就放下手头其它工作,用全职时间,一个人开着破旧的越野车,跑遍了湖南的山野,开始寻访那些和抗战有关的抗战老兵故事。
那些散布在县城、小镇、乡野,最小84岁、最大103岁,时而记忆模糊、时而思路清晰的老人成为了他工作的主体,成为他21.18万平方公里老兵肖像拍摄计划的一环。
那些说着各式方言的老人,对他倾述着尘封记忆深处或清晰或错乱的往事:一个记忆中具体的战友姓名,一个由具体战友组成的番号,一个番号参与的一次具体战斗……
“而他做的,就是拿出纸和笔,放下录音笔,举起摄影机,记录下它们。
一张白底黑框的抗战老兵遗像
2008年的那个秋天,当马金辉结束与84岁的湖南抗战老兵朱锡纯的谈话时,“你等一等,给我拍一张我跟自己的合影吧,”老人踱步走回自己光线模糊的卧室,拿出自己一副嵌在相框里的相片,端端正正的放在胸前,“你拍吧。”他说。
马金辉一怔,“老人手中捧的分明就是老人的遗像。”他端起相机,面对着老人那张历经苦难的苍老面孔开始构图,安静的空气中传来相机咔擦的声响,他给老人拍了一张“和他自己的合影”。
后来,送到老人手里的,是他们喜欢的正面照:光线充足,坐姿端正。这些12寸、白色卡纸外加黑框的照片,是老人最后的遗像。
马金辉决定用肖像的形式记录抗战老兵,但,抗战老兵们并不喜欢他拍的遗照。马金辉说:“很多老人直接告诉我,我拍的照片他们不喜欢,我拍的光线太暗,他们还都佝着,不够伟光正。”
大湘网:为什么会坚持记录那些抗战老兵?
马金辉:拍摄完朱锡纯和他的遗像,我回来整理图片的时候,不知道因为是老人捧着自己的照片那种状态,那句话的触动,我突然感觉心里特别不好受。在2008年,大家对抗战老兵这个群体的认知非常有限的,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存在,更不用说他们做过的事情。在那个农村里面,他不说,他就是一个普通的老人。谁也不会想到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曾近为了国家去到另外一个国度去打仗。现在,他们不仅没有得到应得的承认、尊重、荣誉,最后连遗像还要自己去准备。
当时我想得很简单,我想的就是采访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去,就顺带给他们拍一张照片,等他们百年以后,至少还有张照片可以挂出来。
大湘网:就这样拍了6年?
马金辉:拍了6年。我是从身边开始拍的。最开始是衡阳保卫战的抗战老兵彭忠荣。这个老人擅长言谈,给我讲了很多当年的事。他是炮兵连连长,他手下有个兵被机枪扫中以后,肠子都流在地上,躺在地上大声喊:“连长,救我!”他却救不了他。老人说起这事的时候,动情地哭起来。
老人说的很多细节我们之前是不知道的,包括衡阳破城日本人攻进去后,他怎样从日本的战俘里面逃出来,包括以后他生命里的起起伏伏。
2003年,老人被出租车撞了,他说司机也挺辛苦一天也挣不了多少钱,就没找出租司机索赔。因为这么一撞,老人整个晚年都得靠拐杖,他走路都是一跳跳的。但他不要人扶,只喊保姆把拐杖拿过来,他不喊拐杖叫拐杖,他叫棍儿。(笑)
我觉得这些事不是通过图片可以说出来的,于是我选择用视频把他们的记录下来。当时还不清楚口述历史这样的概念,我无意识地做采集,包括老人写一些回忆性的文字,我总觉得那都很重要,所以把他们记下来。
2013年11月18日,在长沙走访戴安澜侍卫欧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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