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币的抗战
来源：和讯网   2015-10-13 09:54:00

　　尚在少年期的法币，尽管一路腥风血雨、跌跌撞撞，尽管面临着先天不足和内忧外患，但还是在与日伪币的斗争中顽强地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文 | 郭磊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1935年11月推行的法币改革在初期取得了一定成效，当时中国经济也因此出现了向好局面。然而，法币在它还未来得及巩固自己信用货币的地位时，就遇到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

　　除军事进攻外，日本侵略者还推行了新货币战略，试图通过夺取货币发行权来掠夺财富，实现以战养战。

　　货币主导权争夺的激烈与残酷程度丝毫不亚于正面战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华北大部，在北京成立了所谓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并发行“联银票”，强行推广流通，以便全盘控制华北金融。1939年，日本侵占华中地区并进一步发行“华兴券”。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宣布设立伪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委派周佛海任筹委会主席，组建伪中央储备银行（以下简称“伪中储行”）。伪中储行甫一成立，就迫不及待地发行了一种叫做“中央储备银行券”（以下简称“中储券”）的货币。汪伪政府的野心是用“中储券”完全取代法币，彻底摧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财政体系。

　　为了在上海推行“中储券”，汪伪警政部部长李士群派大量流氓打手到商店购物，如店家不接受“中储券”就拔枪相向；如找还法币则声称钱币已经失效，拒绝接受。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76号的伪特工们也插足其中，向各大银行、钱庄发出恐吓信，要求全面接受“中储券”，拒兑法币。除上海外，日本在鄂、鲁、皖、冀各省亦进行货币暴力替代，“每晚点验商号款项，其中倘有法币即加以没收或毁灭”。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法币一度有被挤出沦陷区之势。

　　挽救法币与法币背后的财政刻不容缓。当时的国民政府和军统局决定以血腥对血腥，以恐怖对恐怖。1941年1月，伪中储行上海专员季云卿在乘车去外滩途中被暗杀；2月，军统血洗伪中储行上海分行大厅，设计科科长等5人当场被杀。军统此举遭到76号的疯狂报复，伪特工用两枚炸弹炸毁了位于当时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中央银行留沪机构，扫荡了中国银行(601988,股吧)、江苏农业银行(601288,股吧)等几大银行的员工宿舍，逮捕上百名高级职员，并杀害数名人质。整个上海金融界陷入一片血雨腥风。

　　武力对抗的同时，法币和日伪币都采取了假币搅局策略。冈田酋次（曾任汪伪政府经济、军事顾问）所著《日中战争内幕记》一书披露，当时的日本参谋本部有意把伪造和使用中国纸币作为扰乱中国金融秩序的一种方式。1938年12月，东条英机亲自下达批准伪造法币的命令，行动代号为“杉工作”。负责人山本宪藏在上海设立“杉机关”专司这一行动。据冈田酋次估计，1940年重庆国民政府法币发行额约40亿元，日方伪造的法币数额约占这一数额的5％左右。作为回应，1942年1月，戴笠向蒋介石提出利用假币破坏沦陷区敌伪经济的提议，获蒋批准。相关机构迅速搜集了汪伪政府各类币种的样张、刻板、批次等详细信息寄往美国，委托当时正在美国的宋子文秘密联系合适的印刷公司印制伪币。同时，由孔祥熙主持的中央银行国库局在重庆歌乐山建造了一所伪币造币厂，自行印制假币运入沦陷区使用。为便于此项工作顺利推进，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战时货运管理局，由戴笠亲任局长，主要负责假币运输工作。

　　混战当中，走私活动变得更加有利可图。由于沦陷区法币被大量拒用，价值较低，国统区和沦陷区以法币计算的物价不同，套利机会就此产生。将沦陷区的法币运往国统区购买物资，倒买倒卖，可获取暴利。走私导致国统区物资更为匮乏，进一步推高了通货膨胀水平。

　　虽则真正的法币之殇在于当时的国民政府难以做到的财政平衡，为对冲赤字，中央银行加大法币发行，整个抗战期间发行总量达5500亿，其蕴含的内生通货膨胀率在200倍以上。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当时尚在少年期的信用纸币，尽管一路腥风血雨、跌跌撞撞，尽管面临着先天不足和内忧外患，法币在与日伪币的斗争中还是顽强地站住了脚。1945年9月，法币以1：200兑换“中储券”，宣告了在货币层面中国抗战的胜利。

　　客观来讲，在这场壮烈的民族战争中，法币的坚持终究令人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