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的建立及其历史作用
来源：兰州党史网   2015-11-05 15:58:00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建立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一步取得国际援助，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建立了一条以新疆迪化(乌鲁木齐)、甘肃兰州、陕西西安为联接点，包括空中航行、陆路运输和通讯联系等功能的西北国际交通线，加强了中国同苏联及世界其它反法西斯力量的联系，在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一、芦沟桥事变前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及建立西北国际交通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世界各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后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日趋严重，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空前激化。面对激化了的矛盾，最富于侵略性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法西斯，为了摆脱日益逼近的经济危机，决意扩大侵略战争，同英、美、法等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1936年11月，德国同日本订立了反共协定，一年后，意大利也加入了反共协定。英、美、法帝国主义集团在德、意、日法西斯势力向世界各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初期，站在反苏反共和反对民族解放的立场上，对法西斯势力的侵略行径采取了纵容态度和“不干涉”政策。中国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世界各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对中国抗日战争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德、意法西斯全力支持日本灭亡中国；英、美帝国主义面对日本侵略中国，德国在华经济势力迅速增长，威胁损害了其在华利益的事实，一方面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做了某些谴责和限制，对中国抗战表示了某种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他们仍然希望借日本帝国主义之手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继续纵容日本的侵略政策；社会主义苏联和共产国际及世界各国进步势力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给予了极大的支援和广泛的同情。

　　 2．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中国国内形势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却调集几十万大军“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救亡热潮不断高涨。中间阶级和政治派别也纷纷要求政府“改弦更张”，对蒋介石政府的内战政策和不抵抗主义表示不满，国民党内部反蒋各派系也纷纷出来攻击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全国人民一片抗日救国的呼声中，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逼蒋抗甲”，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站在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相统一的立场上，“九一八”事变后，发表宣言，提出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的口号。1935年9月12日，红军长征到达俄界，在俄界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经过甘东北和陕北，以游击战争去打通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以便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首先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造一个根据地，休整部队、壮大红军，然后再以更大规模更大力量进取陕甘广大区域，把北上抗日和打通国际交通线密切联系在了一起，开始认识到西北国际交通线在中国革命特别是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性。红军长征到达甘肃、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由于主客观错纵复杂的历史原因，西路军远征河西走廊，打通国际路线的尝试未能实现。但是两万多西路军将士悲壮的征程以巨大的牺牲换取了建立西北国际交通线的经验教训，为后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双方共同努力开辟西北国际交通线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础上，国共两党再度合作。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为西北国际交通线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3．建立西北国际交通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局势，提出了各国反法西斯正义势力加强联系的客观要求。在世界范围内，法西斯势力东西方互相策应，配合行动。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中国为基地，从东方进攻苏联，德、意法西斯企图从西方进攻苏联，从而达到东西夹击、灭亡苏联、消灭共产主义目的的战略动机，给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特别是中苏两国提出了联合抗击德、意、日法西斯的迫切要求。芦沟桥事变前夕，日本大肆宣传所谓“共产主义的威胁”，派出军舰，在堪察加袭击苏联舰队，就是这一战略动机的表现。英、法、美等国家对中国抗战采取了两面政策，在限制、谴责日本侵略中国的同时却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采取了纵容态度，美国等国家甚至成了抗日战争初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军需物资的主要供给者。而社会主义的苏联从抗日战争一开始便积极支持中国对日作战，积极寻求同中国政府的合作，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立即主动同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尽管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其自身军事战略利益的考虑，但这一客观形势无论如何都使中国在大部分海岸线被日本封锁的情况下，寻求从陆路打通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取得国际援助的愿望有可能成为现实。

　　 国内局势的发展使建立西北国际交通线的战略重要性日渐突出，其可能性和主客观条件也逐步具备。国共两党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再度合作，共同抗日，减少了国内军事对抗力量的存在，而此时的国共两党都主张中国政府积极开辟西北交通线，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就国民党政府而言，抗战前夕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美等国对中国抗战没有表示明确的支持和实质性的援助，这就使向来依靠英美的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另外寻找联合依靠的对象，而这一时期苏联所表现出的积极态度势必正中国民党政府的下怀。三十年代夺取新疆军政大权的军阀盛世才，尽管向国民党政府闹独立，但为了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扎稳根基，巩固和扩大在新疆的统治地位，暂时同国民党政府站在了一起，这就使西北国际交通线的建立减少了许多客观障碍。就中国共产党而言，东北沦陷之后，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联系基本上被切断，海上交通也同时被阻，加上西路军在河西失败后大批红军将士或流落河西走廊、或辗转进入新疆，或被西北地方军阀关押、迫害，不仅需要一条联系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交通线，也需要在新疆、甘肃、陕西等地建立相应的机构，形成一条从西北到延安的营救西路军将士的交通线。上述一切，不仅使建立西北国际交通线的必要性日渐突出，而且使这一国际通道的建立成为可能。

　　 二、西北国际交通线的建立

　　 1．迪化(乌鲁木齐)、兰州、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设立，西北国际交通线的初步开通

　　 新疆军阀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采取了亲苏政策。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祖国统一，巩固新疆这一抗日大后方，“保持一条和苏联之间物资运输与人员往来的通道”；1936年底，以迎接营救西路军为契机，中共中央指示在苏联的陈云、滕代远、冯铉、李春田、段子俊，在苏联的帮助下，对西路军进行组织整顿。因为国内“西安事变”的发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陈云等人在阿拉木图待命。1937年4月，中共中央通过苏联的斡旋，派陈云、滕代远等人进入新疆迪化，与盛世才取得联系。经协商，盛世才同意西路军左支队进入新疆，陈云和滕代远作为中共派驻新疆的第一任代表，领导开展新疆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派周小舟以八路军代表身份抵达迪化，就成立八路军办事处等事宜与盛世才洽商。在陈云、滕代远、邓发和周小舟的努力下，盛世才同意在迪化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滕代远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办事处对外称“南梁新三招待所”，受中共中央领导，并且直接同共产国际和苏联联系。

　　 1937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派张文彬、彭加伦等7名同志到达兰州，携带周恩来、叶剑英给国民党甘肃省代主席贺耀组的亲笔信，协商建立办事机构、营救西路军的问题，10天后，借往南滩街54号前院办公，对外称“彭公馆”，即红军驻甘办事处。7月29日，中共中央派谢觉哉同志到兰州，同贺耀组进一步协商设立中共办事机构、营救西路军的问题。8月17日，谢觉哉、彭加伦乘贺耀组宴请之际，向贺耀组正式提出了打通国际交通线的问题。

　　 1937年7月，为了进一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加强对外联络，做好营救西路军的工作，中共中央在西安也建立了办事处，由林伯渠同志担任中央代表。西安办事处(后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设立，不仅加强了兰州办事处同延安中共中央的联系，而且使延安、西安、兰州、迪化直至苏联的联系连成一线，更加密切。

　　 2．修建甘新公路，开辟陆路交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沿海各省相继沦陷，与内地交通中断。国际联系和进出口贸易均无法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从陆路打通国际通道，并以主干线联接国内各地，是打破帝国主义经济封锁的重要途径。

　　 1938年1月，苏联政府为了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赠送给中国政府500辆吉斯五型三吨半卡车，载着中国政府从苏联购买的1500多吨汽油，从苏联进入新疆后由新疆古驿道进入甘肃，经玉门、嘉峪关、酒泉、武威、河口到兰州，硬是在本来就没有路的沙漠戈壁上压出了一条“大道”。但这条古驿道，路面不平，有的路段十分狭窄，不能适应源源而来的军事物资运输。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决定以西安到兰州的公路为基础，成立交通部西北公路局，修筑甘新公路。任命驻扎河西的骑五军军长马步青为甘新公路督办，于1938年5月动工，随后在甘肃武威成立工程处，河西每县设一工程段，正式开工修建。新疆境内由该省设立公路局负责修建迪化至甘新交界猩猩峡的公路。到1939年甘新公路全线完工。为了给苏联援华人员提供必要的食宿，甘新公路沿线各县均设有招待所，当时被人们称为“俄国站”。为了保障陆路交通线的畅通，早在1937年10月，苏联就在兰州设立了军事代表处和外交代表处，分别派阿克莫夫和阿扎洛夫任军事代表和外交代表。1938年4月，中国政府在兰州设立驻兰州特派员办事处，后改为外交部驻甘特派员公署，李铁铮任特派员，负责中苏之间的联络和协调。

　　 3．改善空中航线，保证中苏空运

　　 苏联同中国新疆的航空线，由于盛世才推行反帝亲苏政策而在抗战爆发前就已开通。从莫斯科到阿拉木图、从阿拉木图到迪化之间，苏联援助盛世才的飞机经常往来。为了完善迪化到兰州及中国内地的航空运输线，中国政府做了许多努力，保证了这条空中通道的畅通。中国为此在兰州设立了第四路司令部(也称兰州空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协调西北国际航空线的空中飞行，保证空中安全，地勤补给系统也在兰州设立了负责飞机修理的空军第七总站，除兰州机场外，另辖东古城机场(今榆中境内)、西固城机场(今西固境内)、中川机场及临洮机场。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代主席贺耀组在抗战爆发后，组织动员了大批人力、物力、财力，日夜赶修兰州、武威、张掖、酒泉的4个飞机场，为完善国际航空线，保证国际通道的畅通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新疆及内地其它相关省份，也根据空中航行的需要，整修、扩建机场，加强地勤保障，改善空运指挥联络系统，使西北国际航线在抗战时期发挥出独特的重要作用。

　　 4．建立通讯联络系统，完善西北国际通道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地处内陆腹地的西北不仅经济文化落后，且通讯联络更不发达。为了加强国际联络，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新的需要，苏联和中国政府在加强通讯联络方面都做了一定的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到达陕北后，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下也加强了自己的通讯联络系统。

　　 1937年，新疆督办盛世才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协商决定在迪化建立“大电台”，也叫国际电台(即第十五电台)。苏联方面运来了天线、电杆、水泥和全部机器设备，派出以乌索夫总工程师为首的10名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援建。国际电台于1938年竣工后投入使用，其联络点在国际方面有苏联的阿拉木图，国内解放区有延安，国民党统治区有兰州、重庆等地。该电台夜间与延安、阿拉木图联络，白天与重庆、兰州等地联络。当时新疆八路军办事处与延安之间的联系全部通过国际电台进行。与此同时，国际电台还负责收译苏联塔斯社新闻稿的任务。另外，新疆为了保障西北国际交通线的畅通，特意对甘新交界地带的哈密电台进行改善、强化，使新疆同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设在兰州的苏联外交代表处和军事代表处也建有自己的电台，负责同苏联及西北国际通道沿线各联络点的联系。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由于当时自己没有电台，便利用苏联代表处的电台与延安的中共中央联系。

　　 中共中央派往苏联学习无线电工程的段子俊随从陈云同志等5人从苏联回国时，带回了一批电讯器材，于1938年1月从迪化到兰州，之后从兰州经西安回到延安，于1938年4月建立了一台功率较大的无线电台，开通了延安与莫斯科的直接连系。

　　 无线电通讯联络系统的建立，加强了中苏之间及西北国际交通线各联接点之间的相互联系，使西北国际通道进一步完善，为西北国际交通线在抗战期间发挥重要作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西北国际交通线在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西北国际交通线的建立，使东西方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直接联系在一起，共同抵抗法西斯势力的侵略，特别使中苏两国政府和人民联合起来反抗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国内使作为抗日后方的西北和西南紧密联系，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1．中共中央通过西北国际交通线组织营救西路军蒙难将士，为中国革命保留了一批精华力量。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后，左支队在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等同志率领下西行从甘新边界进入新疆。“七·七”事变后，左支队对外称“新兵营”。后来左支队干部战士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组织领导下，开展文化和政治学习，进行了军事技术方面汽车驾驶和修理、装甲车驾驶、炮兵技术、无线电通讯技术、军医兽医、情报技术和航空技术与飞行的学习训练。从1938年到1940年，左支队干部战士在新疆完成学习任务后，除学习航空技术与飞行的同志外，其余分批乘飞机或汽车经西北国际交通线回到延安，奔赴抗日前线，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学习航空技术与飞行的干部战士在中共中央的营救下，经张治中先生的帮助也于1946年6月安全回到延安，成为我党我军第一批航空人才，为新中国空军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同志及高金城等一批爱国进步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在甘肃河西走廊对西路军将士进行组织营救，使他们沿西北国际交通线从河西到兰州，然后设法从兰州或西安直接进入解放区回到延安。2000多名西路军蒙难将士正是通过西北国际交通线在党中央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营救下到达延安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另外，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林伯渠等同志的领导下也为营救西路军做了许多工作，使到达兰州后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直接到达延安的大部分西路军将士从西安转赴延安。

　　 2．苏联援华物资通过西北国际交通线运往中国抗日前线，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

　　 1937年10月，根据《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经中苏两国协商，苏联政府选派了援华空军志愿队(主要是驱逐机)和援华航空运输志愿队及相当数量的技术人员和地勤人员从阿拉木图经迪化到兰州，除部分留在兰州参加保护西北国际交通线的空中作战以外，大部从兰州转飞各战区直接实施对日作战。仅1937年11月7日以前到达兰州的飞机已有50多架，志愿队人员150多人，④苏联空军志愿队的广大官兵与中国空军协同配合、拼死战斗，在武汉保卫战、兰州大空战等战场上给日本空军以有力的打击。许多苏联儿女血洒长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英勇牺牲。航空运输志愿队的健儿们在中苏之间进行了大批战略物资的转运任务，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行提供了重要的后备保障。除了空中运输以外，苏联援华物资主要通过陆路从苏联的阿拉木图等地经霍尔果斯、塔城等地经迪化、哈密沿河西走廊到达兰州，再由兰州转运到各大战区。1938年1月，苏联援赠中国的500辆汽车满载汽油沿西北国际交通线到达兰州。在以后的时间里，苏联援华运输车队源源不断地在中苏之间进行物资运输。中国政府也利用苏联援华的汽车组成汽车兵团，直接从新疆境内接运援华物资。

　　 八路军驻新疆、兰州、西安办事处在西北国际交通线上承担了莫斯科和延安之间物资和药品、书籍的转运任务。1937年底到1938年初，由苏联出钱，新疆人民首批支援八路军的20000件皮衣，用汽车和骆驼分批从迪化运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然后由兰州转运到长武，再由三八五旅收转运往抗日前线。1937年底，滕代远从新疆返回延安时，带回高射机枪4挺、子弹200万发、西药400公斤，沿西北国际交通线顺利到达目的地。1938年1月，邓发将新疆人民捐献的200万两(新疆旧币)款项，从苏联购买500瓶鹿茸精和一批电讯器材沿西北国际交通线运往延安。1940年1月，西路军总支队指战员集体返回延安时，除携带随身自卫武器外，还带着机枪4挺、子弹43万发，分别乘飞机、汽车从西北国际交通线到达延安。这些战略武器和物资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3．国共双方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及国际友人通过西北国际交通线往来于中苏之间，加强了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联系，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历史进程。

　　 抗日战争期间，利用西北国际交通线往返于莫斯科和延安之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有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蔡畅、刘亚楼、陈昌浩、邓颖超、王明、康生、林彪等，还有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胡志明、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和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等。特别需要强调的是1938年6月，王稼祥同志携带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重要文件从莫斯科经迪化、兰州回到延安，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维护党的领导集体团结与统一，领导全国人民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中共赴苏联学习、治病的党员干部和其它进步人士以及经迪化、兰州、西安等地八路军办事处选送赴延安的进步青年都是通过西北国际交通线到达目的地的。

　　 国民党政府及苏联、美国政府官员也通过西北国际交通线往来于莫斯科、重庆等地之间。1942年8月20日，蒋介石从重庆飞抵兰州，在兰州召开甘、宁、青、新军事会议，29日飞往酒泉、玉门、张掖、武威视察后又转赴兰州、天水等地。1940年苏联驻华武官、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崔可夫赴华从莫斯科经迪化、兰州到达重庆。1945年4月20日，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彼德罗夫从莫斯科经迪化、兰州去重庆赴任。1941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从苏联经新疆到重庆，在兰州时说：“取道中国后门(兰州)飞住重庆，发现一面抗战，一面建设，深为盟国庆幸。”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也从苏联经西北国际交通线，取道兰州访华。

　　 4．苏联通过西北国际交通线从中国得到了大批战略物资的援助 。

　　 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苏德战争爆发以后，苏联在经济上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尽管随着法西斯德国的入侵，苏联对其战略物资、重工业基地从西线战争前沿向东线后方进行了战略转移，但棉花、皮毛及稀有金属等物资仍十分奇缺，因此，苏联政府在大力援助中国的同时，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以棉花、毛皮及稀有金属为补偿的建议。早在1937年12月21日，国民政府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函中就提到：

　　 “(乙)上项各武器代价，仍如上次所定。苏方本请付予全部现金或一部分现金，职再三申述中国在激烈抗战中，现金筹集既难，消耗复巨，苏联不惟为中国诚挚友邦，且系我民族抗战积极声援者，当能理解中国所处之困难环境而仗义相助也。苏方对此深为谅解，但请我尽量供给锡、铅、锑、镍、铜等金属原料，不足之数，以茶、生丝、棉花、羊毛、牛羊皮等补之……。”1939年8月10日，杨杰在致蒋介石等密电中说：

　　 “(乙)苏方建议：(一)甘肃兰州、安西区域内每年有羊、驼毛一千二百万公斤，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积货尚多，目前流为走私，甚为可惜，若中政府组织机关统一收集，完全运苏，则与中苏有利甚大。”⑦根据中苏两国的上述协议，苏联车队在通过西北国际交通线向中国运送武器及其它战略物资回国时，从中国运回了大量的羊毛、皮张及稀有金属。上述物资在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北国际交通线对苏联卫国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西北国际交通线，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和世界一切进步力量，特别是同苏联人民联合反抗法西斯势力，互相援助的产物。它的建立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它所产生的历史作用是巨大而深远的。连接东西方的古丝绸之路和欧亚大陆桥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将启发我们牢记历史的同时，充分利用这一国际通道的现实价值，使它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世界经济的联合与发展中发挥出更大的现实作用，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