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的统治下苟延残喘,绝食死于岳麓山。而同时代的另外一个大思想家王夫之则挺身而出,联合好友管嗣裘及南岳僧人性翰等,毅然在衡山高举抗清的大旗。在抗清斗争失败后,王夫之又赴广西南明王朝,以图重整旗鼓。后来因为南明被吴三桂所灭,王夫之索性隐居荒山,专心于著书立说,借此来表达他对故国的热爱和民族的自信。他在自己的著述中,主张“民族至上”,把中华民族的兴亡看成是“古今之通义,而把出卖国家和民族的汉奸、卖国贼视为勇不可赦的“万世之罪人”。 历史进入到20世纪30年代末,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在中华大地的烧杀淫掠,湖南人民此时所表现出来的保家卫国的精神是一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这种民族精神的鼓舞下,湖南人民以各种形式投入到了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去。
最后,日军的暴行激发了湖南人民心中反抗的基因。湖南人的铁血尚武的精神,在和平年代可能是暴力的酵母,而在战争年代,则成了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催化剂。日军在湖湘大地所犯下的滔滔罪行,更是激起了湖南人民反抗的怒火。从1938年占领湘北的岳阳到1945年8月投降,日军先后侵占了湖南78个县市中的55个县市,日军每到一地,就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在日军侵湘6年零9个月的时间内,日军用“活埋”、“火烧”、“水烫”“油炸”、“刀刺”、“剥皮”、“狗咬”等各种毫无人性的手段杀害了无辜的湖南百姓92万人,重伤170万人;日军在湖南各地烧毁房屋94.5194万栋;湖南被日军奸杀的妇女据保守估计也在10万人以上;日军在湖南掠夺的粮食共计40689368担,劫杀耕牛642788头,掠夺的其它金银财物更是无法计算。除此之外,日军在常德不顾国际公法的规定,进行了灭绝人性的鼠疫细菌战,导致当地鼠疫流行,先后死亡600余人,直到1944年7月,常德的疫情才缓解下来。
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33]日军在湖南的暴行造成了空前的浩劫,严重摧毁了湖南的生产力。但是历史的灾难总是伴随着历史的进步。湖南人民没有坐以待毙,而是以各种形式纷纷投入到抗击日军的斗争中去。日军的暴行不仅没有吓倒湖南人民,反而激起了在他们心中沉睡很久的民族自尊心和反抗意识,从而使民族精神得以升华。
爱国主义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民族精神与具体实践的的有机统一。湖南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军队和湖南人民用鲜血与生命给传统的中华民族精神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和特点,为民族精神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明确了现代民族精神的发展方向,使湖南大地上过去那种“非我族类”的狭隘的民族意识,上升到以救亡图存为主要内容的捍卫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现代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是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它能够协调构成民族凝聚力的各方面的关系,并决定着民族凝聚力的发展方向和强度。因此,它有着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具有对内动员和汇合民族力量、对外展示民族形象的功能。所以,湖南抗日战争中的民族精神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保障,鼓舞了中国军队的士气,加强了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使人民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去,并团结了国内外各种抗战力量,在挽救民族危亡、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过程中取得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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