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湖南战场和湖南人
来源：网络摘编   2014-03-19 10:54:57

　　中国历史上，虽战乱频仍，但湖南却长期相对宁静。直至近代，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教众也罢，蒋介石的北伐大军也罢，皆取道湖南呼啸而过，交战双方都不愿选择这里作为决战决胜的战场，更遑论作经营养息之地。——这也许是因为湖南一直贫瘠而闭塞的缘故。

　　中日之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湖南作为中部省份却站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成为全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这样的历史际遇是因为中日之战的发展进程而出现的，有其偶然性，更多的还是历史的必然。

　　日本侵略者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凶恶的敌人，其军政当局中从来就不缺精通中国国情的饱学之士，他们充分吸取历史经验制定了占领中华全境的长期战略，从甲午战争开始倾其全力付之实施：首先是占据台湾等岛屿并极力染指山东、辽东半岛，在上海租界驻军，对中国形成外海包围圈；然后占领东北全境，毕竟汉、唐、北宋、明等朝的统治地域都没有越过关外，积贫积弱的国民政府及广大民众对丢失东北不会有太大反应，更何况当时中国内患未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阎锡山等军阀在“九一八事变”前一年刚和中央政府打完惨烈的中原大战；第三步是蚕食华北，以淮河为界形成南北分治局面，日本人料想中国民众也大致可以接受，毕竟中国历史上南北分裂曾长达千年；第四步则是发动全面战争，效仿忽必烈灭南宋的进军路线，从太原、徐州两线南下，进攻四川，抄略江南，将国民政府压迫至东南沿海然后一举聚歼。

　　实际上，在中国国民的麻木中，日本人完成了前三步战略，至1937年“七七事变”时，日军在华北的进攻态势和当年的蒙古大军几无二致，所以其高层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如果历史真的重演，就不会再有后来的湖南战场了。

　　但是，正当日本调集重兵准备从华北发起南下攻略时，国民政府抢先攻击上海日租界的数千日军。日本毕竟只强大了几十年，没有吞并大国的经验，其高层缺乏清醒战略头脑，顺着中方的意愿从本土和华北三次增兵上海，虽然三个月后最终打赢了淞沪会战，又顺势占领南京，但国民政府早已迁至武汉。之后日军仍然发动了原定的太原、徐州会战，但已无决胜意义可言。1938年8月，日军发起规模浩大的武汉会战，梦想一战定天下，但在逼近武汉后，国民政府又已迁至重庆。而征战一年多的日本陆军已经疲惫不堪，休整时间长达5个月，战争由此陷入相持状态。

　　这时日本在华部队已有150万之众，实力早已超出当年蒙古、满清大军的水平，但大部分日军要用于驻守大中城市，保卫自己的补给线，野战机动兵力很少。所以战争打到这一步就已经没有出奇至胜的可能了，很难再有大规模奇袭、急攻等军事行动出现，双方胶着一团拼消耗，谁的意志更坚定，更能经得起伤亡，物质供应更充足，谁就能坚持到最后。

　　这样的形势下，湖南地位彰显。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部设在湘西芷江，全国最强大的战略集团——第九战区的50万大军以湖南为根据地。因为日军中国派遣军主力在武汉地区，仍然掌握着战略主动权，湖南战区的任务极其艰巨：防备日军南下广东，东南方向兼顾江西战场，西南方向防备日军攻入贵州进军大后方，此外还要与第六战区协防日军向西沿长江航道入川。整个抗战期间，双方共计投入20万以上兵力参战的大规模会战打了二十多次，第九战区基本独立进行的达8次之多，而在湖南境内就有6次，四胜一平一负。经历战事之多，战绩之盛，为全国各省区所仅见。

　　湖南人坚韧的的“犟”劲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又一次展露无疑，死死克制住了日军的凶顽。那时的国军的兵多是就地征召的，数十万湖湘子弟补入第九战区部队，包括第74军、第4军这样的铁血精锐，随时保证了部队的持久战斗力。1944年3月5日，湖南省政府主席、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上将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发言中指出：“湖南省战时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每年除供给军棉7万担、军布300余万匹、军粮1000万石外，尚需接济邻省更大更多之需求。”这番话令与会者全体起立，掌声经久不息。日军也有类似评价，1944年10月，日军终于占领长沙后，第6方面军参谋长宫崎周一中将对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说：“湖南人自尊心强，排外思想旺盛，富于尚武风尚。”人称“中国通”的冈村点头称是，其实他早已以军长、派遣军总参谋长或方面军司令官的身份数次参与在湖南境内的会战，对此有更深的感受。

　　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4日—10月）

　　日军中国派遣军为改善武汉地区防御态势，减轻来自鄂南、湘北、赣北方向的威胁并伺机击溃国军第九战区主力，在冈村宁次第11军编成下集结4个步兵师团共10万兵力南下，首次进入湖南境内作战。国军寸土不让，在湘北山地河流间顽强阻击。此次会战日军准备不足，组织较差，进攻阶段便有一些部队遭到侧击包围，会战后期日军撤退时因国军全面反击而一度陷入混乱，士气大受影响。日军承认“此次会战与南昌、襄东（即随枣会战）两次会战，颇有决战之势。在部分战场上，部分战况之激烈超过了诺门坎。”是役，日军伤亡2万余人，没有达成战役目的，属小败，但国军除了勇猛精神，在战术方面乏善可陈。

　　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10月1日）

　　为打击国军第九战区主力，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日本中国派遣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在湘北岳阳以南地区秘密集结了第3、第4、第6、第40师团和4个旅团，共计45个步兵大队、26个炮兵大队，总兵力达12万余人，在狭窄正面将部队成梯次配备，采取纵深突破战术，直逼长沙。国军兵力达50万，但仍沿用以前数次会战中多路迎击的战法，未能形成坚强阻击，且无线电报大多被日军截获破译，以致日军迅速攻入长沙。国军意识到日军兵力抽调过度，其他驻地必然空虚，陈诚第六战区遂猛攻宜昌以作牵制。日军自认为已达成战略目的，逐次撤退，而因为此前突破过快，未对国军军、师级部队予以完整歼灭，在后撤途中遭到反复攻击，损失惨重。此次会战历时月余，国军损失7万余人，日军约2万余人，总的来说难分胜负。

　　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23日—1942年1月6日）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中国派遣军为策应香港及南洋方向的作战，于12月23日再次集结4个师团、2个旅团、3个支队共12万兵力，在阿南惟畿第11军编成内从湖南岳阳南下发起攻击，意在牵制第九战区部队，使其不得南下广东。国军一线部队根据事先反复研讨的战法，依托阵地逐次抵抗，诱敌深入，使日军误以为防守空虚，遂进入长沙城内，却始终无法攻克国军第10军顽强坚守的核心阵地。国军反击部队则逐渐对日军进行合围，切断其后勤补给线。日军清醒后开始退却，国军则连续开展阻击、截击、尾击作战，穷追不舍，对几乎弹尽粮绝的日军予以重大杀伤。至1942年1月15日，日军退过新墙河，恢复战前态势。是役，国军堪称全胜，共毙伤俘日军56000多人，是日军偷袭珍珠港后全世界范围内盟军第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引起巨大国际反响。

　　常德会战（1943年11月2日—12月）

　　日军发起此次会战的目的仍是击溃第九战区主力，为此在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编成内集结了5个完整的步兵师团以及从另外4个师团抽调的相当于3个旅团的步兵部队，共计兵力15万人，其规模为武汉会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日军用心良苦，充分发挥其火力和机动力的优势，首先以一路兵力在江北发动攻势制造假象，使第六战区误以为日军意在入川，遂收缩兵力加强防守长江航道，为日军让出迂回空间；之后数路日军又南渡长江攻击湘西诸县，驱逐第九战区国军；清扫外围后，日军3个师团直扑常德。到这时战局已豁然开朗，常德之得失成为整个会战的关键，这实际上又成了兵力和意志的比拼。

　　常德守军是第74军号称“虎贲”的第57师8000官兵，斗志旺盛，咬牙顶住了日军倾其全力、动用包括毒气瓦斯在内一切手段的攻击，仅仅一个星期后57师就仅剩下1200多人，却仍然死战不退。此时国军10多万增援部队云集城外，这是日军曾经梦寐以求的决战时刻，但却因元气大伤，不得不全军撤回原驻地。常德遂有“东方斯大林格勒”之称。

　　是役，日军仅阵亡便超过1万人。有评论说，这是武汉会战以来国军“最有意义的一次胜利”。

　　长衡会战（1944年5月—8月）

此次会战是日军发起的投入总兵力达65万人的豫湘桂会战的一部分，其总的战略意图是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湘西南、桂北的中美空军基地。中方称平汉铁路郑州至信阳段400公里沿线的战事为豫中会战；粤汉铁路岳阳至衡阳段400公里为长衡会战（或称第四次长沙会战及衡阳保卫战两次战事）；湘桂铁路衡阳至桂林段600公里为桂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