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路云与月——父辈的流亡之路
来源：铁血论坛   2014-03-19 14: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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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迁途中，每当遇到险阻和情绪低落时，父亲和同学们都要唱起《大刀进行曲》和《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大刀进行曲》，是最解恨的抗战歌曲。”父亲对《大刀进行曲》有着独特的理解与感受。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看准那敌人/把它消灭/把它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是整个中华民族在危亡中发出的呐喊，歌词中最后一个“杀！”字，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了中国军民对日寇的刻骨的仇恨和满腔怒火。

　　　而在黄昏日落和夜晚睡前，父亲和同学们会情不自禁哼唱起怀念家乡的曲调《思乡曲》：分别四年了/苦难的四年间/祖国的山河破碎半边/慈母的心灵破碎翩翩；城墙上有人/城墙下有马/想起了我的家乡/我就牙儿肉儿抖/举目回望四野苍凉/落日依山雁儿飞散/哎噢咦啊，想家乡/夜寒啊星辰做账/草高啊盖着牛羊/家乡啊，想念不忘/想念不忘/啊依呀噢/孩子啊，你为什么不回家/为什么不回家？

　　这思乡的歌分明是为父亲写的，自1940年起，父亲离别家乡已有四年多。在国破家亡的岁月，故乡与亲人音信皆无，身后战场血腥，前方路途遥遥，奔波劳累一天，唯有乡情母爱才能慰籍流离失所的父亲。

　　在内乡的日子

　　自平汉铁路向西翻越伏牛山和桐柏山，就到了南阳平地。南阳是一座历史名城，尤其是位于近郊卧龙岗上的武侯祠更是远近闻名。在南阳小息时，父亲去瞻仰了卧龙岗的武侯祠。多年后，父亲还清晰的记得祠门的迎面是岳飞“还我山河”的石碑，两边回廊的墙壁上刻的是诸葛亮的《出师表》。看着碑文、读着石刻，父亲和同学们一种同仇敌忾、杀敌报国的激情自心底油然而生。

　　在正殿的两侧有一幅引人深思的对联：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为辨襄阳南阳。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他“躬耕南阳”，但并不能说明他的家就在南阳。而湖北的襄阳，也能拿出一些史料证明诸葛亮的家住在襄阳。因此，诸葛亮究竟家住在河南的南阳，还是在湖北的襄阳？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写对联的是清朝的湖北人顾嘉衡，当时他在南阳任知府。为了既不得罪他的湖北老乡，也不得罪他统辖的河南子民，他提出了不要争论的建议，并撰写了这幅对联，深得人们的好评。老师们之所以带领同学们去武侯祠，可谓用心良苦，是想从中启发大家：为了抗击日寇侵略，全国人民和不同的党派，尤其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大政党，要求同存异，紧密团结，共同奋斗，把日寇从中国的土地上赶出去。

　　在南阳休息两三天后，父亲和同学们继续向西进发。中秋节前，西迁的各大小批队陆续到达了内乡。

　　内乡地处豫西平原的尽头，是当时“宛西自治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创建“宛西自治区”的头面人叫别廷芳。内乡县的史记有这样的记载：别廷芳，出身猎户，枪法很准。年轻时，有一次因外出被匪盗抢劫，愤而参加了匪帮，打入内部，掌握匪情，伺机消灭了土匪，并在枪林弹雨中打下了一个小天下，立志产除邪恶，造福乡里。在当时乡村建设派学者彭雨亭的帮助下，他联络周边的各县建立了地方自治区。在自治区内，别廷芳推行了一套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法律严明，公开公正，赏罚分明，开辟农田，兴修水利，藏富于民，寓兵于民，禁绝抓壮丁、拉民夫和苛捐杂税。自治区的青壮年大都配有武器，定期集训，平时务农，偶遇情况，鸣枪为号，半天内可集结数万兵力。对内保一方平安，对外则严防外界政治、军事势力侵入，以排外促安内，实行高度的自治。别廷芳令出必行，严于自律，为禁毒他将贪婪毒品的女婿公开枪决，一时间辖区匪盗娼赌绝迹，百姓安居乐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父亲和同学们来到内乡时，别廷芳虽已故去，但其政绩和遗风犹存。平坦的公路边还像以前一样堆着一小堆一小堆的沙子，路旁的树上依旧挂着“雪后扫雪，雨后铺沙”的牌子。内乡百姓的安逸的生活，可见一斑。

　　在内乡休整的一个多月，是父亲西迁途中最温暖的日子。远离战火的内乡，青山绿水，风物宜人。父亲和同学们借住在城郊农村的老乡家里。秋天的内乡乡下，更是幽静安逸，河水清凌凌的，天空蓝莹莹的，地里金灿灿的，一片田园景象。在内乡的主要任务是休整，恢复体力。而父亲大多的时间是在村边的树林里读书。

　　读书是父亲一生的爱好。当时的内乡，还有一个很好的去处——内乡公园。内乡城南关图书馆就坐落在公园内。随身带的书读完了，父亲就去县城图书馆借阅书籍和报刊。常常是带着笔记本，早饭后出发，中午到住在县城的同学们处垫垫肚子，直到黄昏才返回村子。在内乡，父亲还学会了做手擀面。到达内乡后，学校按照人数下发麦子和盐，由同学们自己磨面，自己做饭。这对许多同学，包括一些女同学来说，还是一件新鲜事。父亲在房东大娘的指导下学会了做手擀面。多年后，父亲病退闲赋在家，夏天里经常为我们做手擀面。有时还会像内乡那位大娘一样，在面条里放些嫩芝麻叶子，吃起来有些拉嗓子。至今，我还记得那又麻、又拉的滋味。

　　“水、旱、蝗、汤”肆虐的河南

　　父亲随国立二十二中徒步西迁，途径安徽、河南、湖北、陕西四省，漫漫征程如同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调查课。尤其是天灾战祸交相煎迫、苦难深重的中原大地，给父亲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当时的河南有一首民谣，叫‘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沿途老百姓极度穷苦，有的一家几口人男女赤身裸体，在土炕上合披一床破被子。死者不计其数，路边倒着露天尸骨。据当地人讲，有些村庄竟发生吃死人的现象。”这在抗战时期河南的一些历史资料中得到了证实。

　　水灾：1938年6月9日，为阻止侵华日军西进，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花园口，黄河水汹涌而出，一泻千里，水到之处，尽成泽国，仅河南省就有21个县市、900多万亩耕地被淹，47万人死亡……从此，中国地理书上多了一个象征苦难的地理名词：“黄泛区”。

　　旱灾：1942年全国性大旱，河南受害最重，几个月滴雨未下。河南中部、南部（父亲西迁途径地带）一带赤地千里，庄稼绝收，人以黏土、树皮充饥，大批灾民背井离乡、卖儿卖女，以草根树皮充饥，仅河南省就饿死300万人，濒临死亡等待救济者超过1500万人，另有300 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者无数。

　　蝗灾：那时蝗虫非常之多，落在树上把树枝都压弯了，等蝗虫飞走，树叶被蚕食殆尽，光秃秃的如同死树。1942年8月，蝗虫蔓延获嘉、辉县，遮天蔽日，方圆数十里，落地二三寸厚，数时禾苗叶茎尽被吃光。

　　　汤灾：水、旱、蝗是天灾，而汤灾却是人祸。抗日战争后期汤恩伯主政河南期间，所属部队军纪败坏，欺压地方，鱼肉乡民，河南百姓生不如死，“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到驴上到漯河、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河南人民称汤恩伯所部是与水、旱、蝗并列的四害之一。

　　　时任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的通讯记者白修德、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惊雷》也印证了父亲的回忆。1943年2月底，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白修德来到河南灾区。“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灾区的情况他还是深受震动。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拍下了多幅野狗从沙土堆中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走访了许多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在孩子死后才吃的。还有一个农民被控杀掉别人送给他的八岁儿童，因为在他家屋旁的大坛子里发现了小孩的骨头。这位农民也辩白说是小孩先死”……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只待了两个小时，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说谎，所以我们又继续策马前进。”

白修德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但是，当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绝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而实际上“收税的野蛮和侮辱”比饥饿更伤心惨目：“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是一种抢劫的特权。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得款饱入私囊。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实际上是到达市场谷物的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