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的国立中学
来源：《百年潮》 作者：张颂甲   2017-05-06 10:21:48

　　2007年5月6日上午，居住在北京市的20多位老人，从全城的四面八方，步履蹒跚地汇聚到东城区南河沿欧美同学会，畅叙60多年前的同窗情谊，介绍各自的工作生活近况，并放眼祖国的美好前程，欢声笑语，其乐融融。直到中午，大家在欧美酒家共进午餐，又合影留念，而后才依依不舍地分手，相期在明年春暖花开时再聚首。

　　这群老人是何许人?他们是抗日战争时期国立十六中在京的部分同学，年龄都在70岁以上了，其中有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中科院院士，某大报原副总编辑，曾三次参加我国核爆试验的专家等，还有一位刚刚从台北来京的台胞。60多年前，他们同在四川国立十六中求学，时间虽然已过了半个多世纪，但战时互相激励、甘苦与共、艰难攻书的友谊弥足珍贵，故每年都要聚会，我就是其中的一员。不仅在北京，遍布在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各大城市的十六中校友每年也都聚首，各城市之间还编印刊物，互通信息。不仅十六中同学如此，其他的国立中学同学也每年各自组织人数不等的聚会。情意绵长，蔚为壮观。

　　回到家里，正在高中一年级就读的孙儿诧异地问我：什么是国立中学?现在还有这样的中学么?他的提问，不禁把我的思绪又拖回到60多年前，脑海里展开了抗战期间在大后方求学的一幕又一幕……

　　抗日战争的产物救助流亡青少年

　　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入侵中国，大片国土迅速沦丧。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凡有条件后撤者，纷纷踏上流亡的道路。一时之内，几百万难民向西南、西北撤退，其中包括数以十万计的青少年，他们离开学校，拜别双亲，迈开双脚，奔向大后方。

　　大批青少年流落到大后方，不仅衣食无着，一时也无书可读，形势十分危急。国民党的有识之士大声呼吁救助流亡青少年学生，共产党的《解放日报》也发表了《救救大后方青年》的社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国民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救助流亡学生。教育部从1937年12月开始，着手筹建专为接收战区流亡学生的国立中学。

　　抗战前，社会上没有国立中学的建制，公立中等学校都是由地方管理，如省立、市立和县立。抗战兴起，为了鼓励东部地区的中等学校内迁，安置失学青少年，便首先在内地各省(河南、陕西、甘肃、四川、贵州五省)设立国立中学，这原本是国民政府一种战时手段和应急措施。

　　从1937年底到1938年底，是抗战初期最困难时期，也是组建国立中学较混乱时期。由于许多措施均带有临时性质，最早成立的国立中学都是以学校内迁到某省来冠名，如东部某地的中学迁到内地某省，即命名为某省临时中学，如国立四川临时中学、国立贵州临时中学。由于“临中”给人以不正规的感觉，不久，教育部便明令取消“临时”二字，直接以省份命名了。

　　进入1939年，日寇在各个战场不断大举进攻，中国半壁河山陆续陷落，已组建的国立中学不得不再次或多次后撤，校名也就不得不一改再改。由于沦陷区的扩大，流亡学生不断增加，又成立了许多新学校。于是，教育部决定校名以收容多数学生所来自的省份命名，如国立山东中学、国立湖北中学等。但这种命名方式有时会自相矛盾，如从河南撤退到甘肃的中学，不论命名为河南中学或甘肃中学，都与已有的中学校名重复，只能取名国立河南、甘肃第二中学。仅从当时学校仓促取名也可看出战时教育战线是何等混乱。

　　从1939年8月起，教育部决定国立中学不再以省名来命名，而改按成立时间的先后顺序，以数字命名。

　　如国立一中于1937年12月在河南晰川上集镇成立，开始时叫国立河南临时中学，并在河南西峡和涌泉观两地设立了两个分校，用以接收河北省、绥远省和北平市、天津市逃出的流亡学生，让他们有饭吃、有书读。1944年，因战区形势变化，国立一中又内迁到陕西城固，直到抗战胜利。

　　国立二中原名国立四川临时中学，成立于1938年3月，设在四川合川，主要接收苏、浙、皖、沪等省市流亡学生。

　　国立三中于1938年3月在贵州铜仁成立，原名国立贵州临时中学，接收在长沙、贵阳登记的华南各省流亡学生。

　　国立四中是1938年3月在陕西安康成立的，原名是国立陕西临时中学，主要接收从察哈尔省、绥远省和山西省战区逃出的流亡学生，同时接收了在西安登记的其他省市一部分流亡学生。学校成立半年后，以当时该地办学条件太差，生活供应不能保证等原因，又迁到四川阆中。

　　国立五中于1938年3月在甘肃天水玉泉观组建，当时名为国立甘肃临时中学，主要接收北方各省市流亡青少年。

　　国立六中，由原山东省立一中和齐光中学等校联合于1938年在河南许昌组成，原名为山东联合中学，后迁至湖北郧县，改为国立湖北中学;再迁到四川绵阳，改名为国立山东中学，最后又顺序改为国立六中，并在罗江和德阳设立了分校。

　　此后按顺序成立的国立中学有：国立七中，设在陕西洋县;国立八中，设在湖南乾县(现湘西吉首市);国立九中，设在四川江津德感坝;国立十中，设在甘肃清水;国立十一中，先设在湖南武冈(现洞口县)，日寇侵湘后，西迁至淑浦、辰溪等地;国立十二中，设在四川长寿;国立十三中，设在江西吉安;国立十四中，设在贵阳;国立十五中，设在四川荣昌;国立十六中，设在四川永川，初中分校设在四川合江;国立十七中，设在四川江津白沙;国立十八中，设在四川三台;国立十九中，设在浙江江山;国立二十中，设在湖南芷江;国立二十一中，先设在安徽太和，后迁至陕西山阳和兰田;国立二十二中，先设在安徽阜阳，后迁至陕西汉阴和安康。

　　因以上这22所国立中学一般只招收男生，不收女生(或只招收少量的女生)，故1942年8月，在四川合江专门成立了国立女子中学，并在贵州铜梓设立分校，也称国立第二女子中学。

　　全面抗战开始后，日寇一面扩大侵略中国，一面挑唆东南亚国家反华排华，许多爱国的华侨青少年纷纷返国参加抗战。为收容大批华侨青少年，教育部于1940年开始，陆续在云南保山建立了国立华侨一中，在四川綦江建立国立华侨二中，在广东乐昌建立国立华侨三中。

　　此外，战时用“国立”字头的中学还有国立中央大学附中、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中、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附中，另在四川威远县静宁寺成立了国立东北中学和国立东北中山中学，在昆明成立了国立西南中山中学。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国立中学的设立五花八门，参差不齐;规模大小，有所不同，每校都有一两千学生，国立八中最大，有4000多人。教育部为国立中学配备的校长都是当时的名人或政要，如国立九中校长邵华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国立八中校长杨廉是原安徽省教育厅长，国立二十一中校长由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王仲廉兼任。

　　抗战八年，各国立中学克服敌机轰炸、经费不足、设施欠缺等等困难，每年春秋两季滚动招生，招生数字无法精确统计，估计总数当在20万以上。

　　学习环境恶劣教书育人认真

　　抗战时期的国立中学为远离敌人炮火，躲避敌机轰炸，大都设在偏远地区的“穷乡僻壤”，学习和生活环境很差，只能是因陋就简，勉强维持。学生全部住校，朝夕与共。校舍一般借用祠堂、庙宇和空旷柴房，再添盖若干茅寮草棚，作为教室或宿舍。教室有窗户无玻璃，宿舍是双层床的大统舱。膳厅有木桌无凳，茅棚是用毛竹打桩，以竹片编成篱笆，糊上泥巴做墙，屋顶覆盖稻草，仅能遮避风雨而已。

　　教学设备只能用“简陋”二字来形容。图书资料、实验仪器、生物标本堪称“凤毛麟角”，几乎是聊胜于无。体育器材更是“绝无仅有”。记得我当年就读的容纳500多师生的国立十六中初中分校一学期体育器材购置费买不了一个篮球。全校仅有的一个篮球，只供校队打比赛时用，一般学生一学期也摸不到一次球。

　　教科书是用“嘉乐纸”(一种质量很次的再生纸)印刷的，因色泽褐黄，字迹难辨，又因纸脆容易破损而不耐翻阅。即使这样，一本教科书往往是一届生用了传给二届生，再传给三届生……有些学科连课本也没有，只能用手抄讲义。做作业的竹纸(草纸)薄如蝉翼，只能用铅笔轻写，时间稍久，字迹便模糊不清。若使用毛笔，则墨透纸背，污染桌面。大家多使用蘸水笔，买一个钢笔尖，绑在竹枝条上书写，墨水用颜料清水自己泡制。晚上校舍一片漆黑，惟有教室中闪烁着灯亮，那是晚自习时点的桐油灯，两人共用一盏，灯草顶端发出如豆的萤光。自习下来，学生的鼻孔是黑黢黢的。

　　从敌占区和前方后撤的教师们，和学生同住在校舍内，生活环境好不了多少。但他们大都爱国家、爱学校、爱青年，不顾清贫，以满腔热忱，投身于教书育人的课堂。回首当年站在各国立中学杏坛上的教师队伍，多数是战前各省、市中学资深的教育工作者。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呕心沥血地谆谆教导，循循善诱，使众弟子进德修业，与日俱增。当年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做人的道理和确立的人生观，时至今日，犹使学子感到受益匪浅。

　　战时在国立中学任教的教职员工成千上万，在一篇文章里难于介绍。我的十六中同窗曾德汲曾有一篇短文，对几位授课教师做了一点剪影，或可略见一斑。

　　解放后曾任苏州市政协副主席的钱辉唐是十六中高中部的数学教师。他教学十分认真，每次上课，第一句话就是“拿张纸出来”，大约花十分钟时间，测验几道代数题，这样既可以考察学生对上一节课程的理解程度，又可以集中学生接纳新课的注意力。每节课留下的习题总有三四十道之多，晚自习时学生往往要演算一两个小时。钱师不厌其烦地仔细批改学生作业，及时纠正我们演算中的错误。

　　1944年春开学后，教我班三角学的段老师是同班同学萧壁垓的母亲，她孤身一人，带着两个男孩子从湖北逃难到四川，进入十六中任教。有一次她的长子萧京垓患恶性疟疾高烧持续不退，而校医缺乏必要的治疗手段和药物，以致损伤了他的脑组织，得了精神病，有时神志不清，独自一人沿着成渝公路走个不停。每次发现他失踪之后，段师和萧壁垓便邀我们四处寻找，给苦难的一家增添了无尽的烦恼。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段师仍然抖擞精神，绝不误课，努力教好三角学。

　　身为十六中校长的教育界名人夏赓英，要求学生每星期写“周记”，由他亲自抽查。他经常针对学生的思想和要求，作出批示，由此可证他是一位多么认真负责的校长!

　　生活清贫困苦学子发愤攻读

　　因长期浴血抗战，国力极端困乏，为救助学生，教育部只能对流亡学生实行低标准的全公费教育制度。以口粮为例，初中生每人每月两斗一升糙米(折合31市斤粗粮)，高中生每人每月两斗三升糙米，另有少许菜金。一日三餐，两稀一干，实难果腹。副食品和营养更谈不上了，莲花白、牛皮菜、老苋菜、带老茎的空心菜、连根带叶的小萝卜要从上市吃到下市，水发蚕豆(胡豆)、酸菜汤则自年初吃到年尾。有时一餐饭的副食仅是平均每人16颗盐水煮蚕豆。学生们每天饥肠辘辘，是最大的痛楚。一个月才能吃上一次猪肉，称为“打牙祭”。

　　由于营养不良，又缺医少药，各校均有多种疾病流行。有时上课铃声已响，虽在夏季，患病的学生仍然披着破棉袄，蹲在墙角，瑟瑟发抖，那是正在发疟疾(打摆子);有的学生走路叉开双腿，行八字步，浑身搔痒不止，多半是个疥疮客;也有的学生消瘦、苍白、乏力，每天午后脸庞泛起红潮，且咳嗽不止，这是不幸患了肺结核，当时称为痨病。还有不少学生每到夜晚，双目失明，黑灯瞎火，经常碰得头青脸肿的，那是因营养不良而患了夜盲症。

　　一年四季，学生们无不忍受着恶劣自然环境的煎熬。春季雨水连绵，阴冷潮湿，洗的衣服数日不干。道路泥泞，缺鞋少袜，只有打赤脚行走，还要不时远赴十多里外的江边背米。夏秋两季最为难挨的是蚊蝇臭虫和跳蚤的叮咬，虽有蚊帐，但一个晚自习下来，两腿和臂膀上布满一个个大包。木床上的臭虫多得数不过来，翻一次身就压死几个，一觉醒来，满床都是血印。校方虽设法用开水烫，甚至用开水煮木床，但因臭虫繁殖太快，终无法根除。各学校均无取暖设备，每到寒冬腊月，教室和寝室四面透风，寒气袭人，不少学生手足和耳朵都会生冻疮。

　　生活苦则苦矣，但万千学子共赴国难，体恤时艰，笑对清贫，没有抱怨，更没有当逃兵。他们安之若素，刻苦攻读。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精神生活却是昂扬向上的。大家磨练意志，砥砺品格，追求新知，探索时空，都在快乐地寻找彩虹一般的青春梦。

　　功课压力是很重的，学子们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来完成。每天的课程表上，七节课排得满满的。各科作业都不少，早晚自习时学生们都在教室内做作业，总觉时间不够用。大多数学生每天吃饭、做操、上下课，一脑门子都塞满了书本、习题、测验、考试。

　　流亡学生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籍贯的人亲密相处，熔于一炉，绝无狭隘的乡土观念，也没有“文人相轻”的思想，而是同心同德，共渡难关。以我所在的十六中初中分校为例，以籍贯分，鄂籍学生约占半数，苏、豫两地次之，人数较少的有东三省和冀、鲁、晋、皖、浙、赣、湘、粤、闽等省份，还有川、黔省籍的人。因为地域不同，口音也不一样，所以校内、班内都是南腔北调，大家坐在一起讨论问题，乍听起来，好像今日之相声剧。我的同窗林长治经过多年观察，作了归纳：就以“打倒日本鬼子”这句口号来说，发音各有不同，东北营(人)喊“打倒一(日)本鬼子”，湖北忍(人)喊“打倒二(日)本鬼子”，江浙神(人)喊“打倒四(日)本鬼子”，而上海宁(人)口音又有别于江浙，他们喊“打倒十(日)本鬼子”。林长治笑着说，唯独没有人喊“打倒三(日)本鬼子”的。

　　在生活清苦、功课繁重的条件下，同学们课余自动组织起来，成立歌咏队、戏剧社、京剧班，大唱抗战歌曲，排演进步话剧，练习西皮二黄，丰富文化生活。走进各国立中学校园，弦歌之声不绝于耳。

　　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湘桂大溃败，日寇铁蹄占领了贵州独山，陪都重庆震动。此时，爱国的国立中学学生无不群情激愤，热血沸腾，按捺不住安静读书的心情，直欲投笔从戎，杀敌报国。国民党当局利用青年的这一股热情，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于是，各校许多品学兼优的学生热烈响应，纷纷报名。一部分应征入伍的青年学生加入中国远征军，参加缅北大反攻，大败日军，立下了赫赫战功。另一部分青年学生被编入青年军的十个师，准备反攻。未几，日寇无条件投降，青年军转入国共内战的战场，许多人为此落得悲惨下场。但他们参军的初衷是报效祖国，这是无可非议的。

　　教育史上特殊篇章 培育一代英才

　　国立中学始建于1938年，结束于1946年。八年全面抗战，八年办学，风风雨雨，磕磕绊绊，所走道路是不平坦的。广大师生同舟共济，渡过时艰，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教育部给每个战区学生发放了毕业或转学证书和返乡路费，令各回原籍继续学业，国立中学遂自行遣散，不复存在。国立中学的番号也就消失了。抗战期间兴办国立中学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形成了特殊的篇章。怎样看待昔日的国立中学?60多年后再翻阅旧章，不禁思潮滚滚来，今日似乎可取得以下几点共识：

　　1.在当时十分拮据的战时财政体制下，政府对国立中学的办学经费实行国家和地方财政包干制，对流亡学生则实行全面的由国家供给低标准的免费教育。虽然后来改为“贷金”，实质上仍是全部免费。当时作出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抉择，是颇为不易的。

　　2.将大批流离失所的教师加以收容聚集，组建成一支庞大的、爱国的、敬业的教师队伍，由他们把众多无知、少知的青年教育成材，这是一大成功。当时国立中学办学条件普遍很差，但教学质量却相对较高，就是凭借这支总体素质高的教师队伍艰苦奋斗、精心培育得来的。

　　3.将众多青少年收容集合起来，使他们有饭吃、有学校住、有书读、有人管教，摆脱了蹉跎青春年华的厄运，这是一大功德。国立中学绝大部分是实施基础教育的普通中学，以文化知识课为主体，其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比较全面、完整。这就使一代青年人能够接受较好的启蒙教育和基础教育，为继续深造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4.国立中学的课程安排虽有公民课，后期又加了军训课，并有纪念周训话的例行公事，但所占课时比重不大，政治色彩也不明显。在机构设置上虽有训育处，用以控制学生的思想行为，但训育主任大多是与学生对立的人物，被称为“卖狗皮膏药的”，得不到学生们的拥护，对学生思想控制难以收到实效。学生的思想主要是受到授课教师的潜移默化熏陶，基本倾向是爱国、抗日的。

　　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期间，彼此争夺青少年的斗争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中国共产党在各个解放区确实也以不同办学方式，收容、教育了一批又一批有为的青少年，成为后来各条战线上的精英骨干。但就大后方开办国立中学而言，是国民政府在战时履行其理所应当地承担的责任，其初衷似乎并未在争夺青少年上多做文章。

　　5.国立中学像巨大的炼钢炉一样，为祖国为人民锻炼熔铸出大批栋梁之材。抗战胜利后，这批学生怀着深厚的底蕴，投身到各个高等学府和各条战线，继续完善学业，充实自己，各自努力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说起从国立中学产生的光彩夺目或有杰出贡献学生的名字，不能不首先提到国立九中学生、“两弹元勋”邓稼先。其实，每个国立中学都可以罗列出一连串有特殊贡献的学生名字。例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曾是国立八中学生。国防科工委前主任丁衡高上将和世界著名地质学家、瑞士苏黎世学院博导许靖华，曾是国立中大附中学生。文化部原副部长、著名诗人、剧作家贺敬之说：“国立六中是我少年流亡时期的母校，是我奔赴延安的出发地。”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校友至今都怀念他们的同学、著名诗人郭小川等。我所在的国立十六中，也有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市长聂璧初，曾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的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等知名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