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战时期的国立中学
抗战时期国军节节败退,逃亡的难民络绎于途;其中大多是没有组织的民众扶老携幼,拖儿带女,十分可怜。但是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有组织的队伍或人群,那就是沦陷区逃亡的政府机构,和一些不肯做亡国奴的内迁学校。内迁学校中,大学一般都有自己的雄厚力量和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照顾;唯独内迁的一些中学、大都是沦陷各省市的名牌中学,他们领导力量比较薄弱,学生年龄幼小,安置起来比较费事。
为了解决内迁中学的安置问题,国民政府曾在川、湘、黔、陕、甘等省区设立国立中学凡20余所,以收容从沦陷区逃亡内地的青年学生为主要任务,当然也招收非沦陷区的内地学生。这些学校大都以从沦陷区迁来的有名中学为基础,适当加以组合和扩充而成,由教育部发给经费并直接领导。据统计,当时几乎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大学生,是由这批国立中学输送来的。所以当时的国立中学很为一般学子所向往。
但是,这些中学由于离开了原有校址,迁往内地,住房和教学设备都比较简陋,一般多租用当地祠堂庙宇等为主要校舍,有的还分散在偏远山区的县市,校本部与各分部之间有时相距甚远,所以办学条件很是艰苦。例如由原来安徽七个省立中学联合起来所组建的国立第八中学就分设在湘西、四川等处:除校本部外,所属有十一所分校设在分布很广的山区,领导起来很不方便。
二、国立师范学院附中的建立及其优越条件
(一)抗战时期的湖南蓝田
抗战时期,湖南属敌我双方通过拉锯战反复争夺的地区,在那里曾经发生过几次影响全国形势的有名的战役,如几次湘北会战、常德及衡阳保卫战等。
当时湖南的学校为逃避战火,多迁往省内中西部山区地带,如安化的蓝田(今涟源)及其周边地区,以及湘西辰溪等地,而以蓝田为当时的文化中心。这是因为当时华北和沿海许多学校已经沦陷,国民政府准备以江浙内迁的知名学者为基本队伍、于1938年组建独立的师范学院,设立在蓝田,即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校址选定在蓝田附近的光明山、李园一带。计有八个系和三个专修班,师生约五千余人,是当时国内颇有名望的独立师范学院。
此外湖南的不少有根基的中学如长郡、妙高峰、大麓、文艺、省立一中、省立一师等中学,以及湖南仅有的两所女子学校周南女子中学和明宪女子职业学校也都迁来蓝田及其邻近的桥头河、七星街、杨家滩等市镇。所以蓝田是当时国内很有名的文化中心。
(二)国师附中的建立及其有利条件
1940年,国立师范学校经上级批准,建立了“国立师范学校附属中学”,高初中同时招生以便国师的毕业生能够就近实习,也为了发展湖南的中学教育和接纳战区流离失所的子弟。
跟当时的一般国立中学相比,湖南的“国师附中”有许多的优越条件:
首先是办学条件良好:它的规模远比一般国立中学小,最盛时期学生也不超过五百人,便于管理;经费由学院统一筹划,比较充足。校舍整齐:本部设在蓝田“六亩塘”,修建有虽然简陋但却整齐划一的新校舍,并且县城还有武装警卫站岗。这与当时租用民房的许多中学相比,气魄就很不一样。一部分高中高年级的学生则在国师所在地光明山下的“李园”借用一部分房子,以便大学部的教授和讲师能够就近兼课。
当时大工业城市沦陷,教学仪器很难采购,但附中却因有大学部的支援,一般仪器如显微镜之类和做理化试验的药品,往往可以从大学部弄到。做生物等实验时,还可以用公款买来鸡、兔之类的小动物做解剖实验。
几乎全部来自沦陷区或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都能够申请到“公费”,由国家供给伙食。有比较稳定家庭收入的则给予半公费。早期有特殊困难的学生还可以申请某种补贴。初期还发给每班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一段“罗斯福呢”——美国支援的救济物资,得奖者可以做一件上装或一条裤子。这在物资极端困苦的抗战时期,可以算是很有吸引力的奖赏。
其次是师资力量雄厚:当时学校的常任老师,特别是英语、数学、国语、物理、化学等主要科目方面的老师,除由学院的教授讲师兼课外,都是聘请当时省内中学教员中的名角。先后曾来附中兼课的学院教师计有沈同洽、周邦式、厉鼎勋、龙季和、梁镇等教授和讲师。省内比较有名的教师有杜秉正、蒋竹如、李澹村、谢国度、张文庭、胡少?、杨笔君、周令本、端木露茜等,也大都是由附中领导从其他学校请来或是在国师的毕业生中择优留用。他们很多后来成为教授、优秀教师和知名学者。
第三是学生素质良好:办好一所学校的基本条件不外是领导、设备、师资、学生素质和学风。
有了前面几个优越条件之后,投考的人数必然众多。当时国师附中的录取名额常常是十里挑一,所录取的大多是各初中的优秀学生。并且随着学校声望的提高,愈来愈难考,报考的往往是各校的尖子。有些人认为国师附中“可望而不可即“,甚至不敢报考。记得高三班开学不久,同学们互相交谈时得知大多数人都是自己原来学校的前几名。以这样的生源,并且在良好学风的熏陶之下,所以几年后几乎都考上了大学,并终于成长为国家有用之材。
第四是有良好的领导班子。客观条件再好,如果没有良好的领导班子,也不能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把学校办好。有幸当时掌权的都是比较著名的学者、教育家。国立师范学院院长廖世承是当时有名的教育家,他所选择的附中首任校长朱有?也是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正当壮龄的教育家,其后的继任人选也都是教授、教育学家。他们有一套办学方法:开明、着重心理因素,善于有事和师生群众商量,能够调动全体人员特别是师生的积极性。
三、教学概况和主要成就
(一)国师附中的教学情况
国师附中高初中每年署假招生一次,后来从1944年起,初中寒暑假都招生。这样到日本投降时,高中前后只招收了八个班,初中九个班。总共有学生大约不超过一千人。
学校采取小班制,每班一般不超过三十人(当时一般中学,每班往往五、六十乃至七八十人),因而师生关系密切,教学效果良好。
高中生到高二时,便分做甲、乙即文理两组,甲组是理组,乙组是文组,所教功课侧重点有所不同。
学校的主要功课,不仅讲授得扎实,而且速度超前,到高二或高三上学期时,就把高中的主要课程基本讲授完了,剩下的时间进行复习、升学指导和讲授一点微积分之类的东西。因此这些学生升大学后表现得都很突出。
国师附中教学最突出的是“英文”的教学方式。当时英语教学强调所谓“直接教学”。初高中英语老师基本使用英语讲解,到高中时英语老师几乎就不使用汉语了。个别班的《范氏大代数》也曾使用过该书的英文原本。国师附中教学注重德智美全面发展,在高一年级每周还设有一节音乐、美术课。这在抗战时期湖南各高级中学也是少见的。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学风良好。如前所述,院长和附中校长都是知名的教育专家。朱校长办学民主、开放,有事常跟学生商量,因而当碰到困难问题时,很能够上下一心,共同解决。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办学认真,尤其在招收新生上面严格无私。朱校长自己的儿女入学考试成绩不够分数线时,也照样不予录取,硬是在学校附近经过实习之后才考进来。就这样,学校的声誉一下子就传遍遐迩。
由于学校的设备和老师条件良好,生活条件有保障,因之学生对于自己的学籍和前途十分珍惜;加以学校校规谨严,校风良好。当时的校规简单得真的就是约法三章:
1.考试作弊者开除;
2.打架斗殴者开除;
3.有偷窃行为者开除。
高三班有个姓杨的同学,上午发现倔有作弊行为,下午就背起行李回家了。因此,每逢大小考试,教师有时不在场监考。
从来没有听说过不认真读书,甚至在校外吃喝玩乐的事情,学生之间不团结乃至谩骂的事情也极少发生;而这在当时一般中学则是常有的事情。
因此,在这琅琅书声的气氛之下,学生成绩良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母校优良的教学效果和严肃紧张而活泼的学校风气,给人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美好印象和永恒的思念。
当时国师附中的另外一大特点是学校在管理方面,即有严又宽:严在学习方面毫不放松,宽在生活管理上的比较开明。当时湖南社会风气比较保守,男女合校的中学极少。国师附中是男女合校,男女学生在社交和文娱活动方面比较开放,男妇学生之间有正常往来,可是从来没有越轨的事情发生。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学校虽有国民党三青团活动但是在读书和升学第一的气氛下,国民党三青团的活动甚为冷落,学校并未在“防止左倾”上大做文章,偶尔还有人偷偷看些进步书籍。而据从某国立中学转来的同学反映,在那里军训极严,早晚点名训话,听冗长的报告,有时动不动就军事管制,并且曾经不断发生“左倾分子”被捕,和因“思想问题”而勒令退学的事件。正因为如此,国师附中毕业的学生,后来在大学多成为反蒋学生运动的骨干。
(二)主要成就
由于功课学成踏实而县城进度比一般学校快,高中生有不少人在念完高二之后,就考上了大学,到毕业之后,几乎全部都考上了大学。以笔者所在的高三班为例。1945年毕业时,由于日本侵略军深入,文理两科只剩下48人,据初步统计,其中考入:
中央大学十四人。在央大学在当时是很不容易考上的学校之一。
西南联大后转北大者五人;清华大学一人;浙江大学四人;上海交大一人;唐山交大一人;复旦大学一人;武汉大学三人;湖南大学十一人;国立师范学院两人。
还应该考虑到当时由于日本人从湖南打到贵州独山,兵慌马乱,有的同学没有机会投考甚至性命不保。
国师附中存在期间,前后共招收八个班,四百余人高中毕业,后来几乎都上了大学,在工作中成为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干部和实业家的颇不乏人。据不完全统计,在偶尔的一次校友会上得知,计有院士、著名科学家、知名教授、高级工程师、省长、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高校副院长、省教委主任、地委书记、大企业总工程师等数十人。作为一所存在年限仅八载、学生前后不超过千人的中学,它在培养人才方面的成绩,应该说是很可观的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校友欢迎朱校长时,他老感慨很深地说:“我一辈子成就甚少,所感到欣慰的是,我所教的学生大都上了大学,花前月下事业有成。”这可绝非虚语。
正因为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国师附中,在湖南是首屈一指的名校。前来投考的不仅都是各校初中毕业的尖子,有的人甚至在他校念过一学期或一年之后再来投考高一。也有人因为没有机会考入而望洋兴叹。
四、国师附中的式微
1944年为逃避日本侵略,附中随国师一道迁往湘西溆浦,条件比在蓝田更困难多了,但是全校上下仍然卧薪尝胆,埋首向上。
紧接着日本投降,这当然是全民族的特大喜讯。但是,就像历史上所时常发生的那样,从重庆、昆明到其它大后方的大中小城市,在抗战胜利之后,由于当年从京沪平津等大地方逃来的人才和资本,一时都纷纷返回原地;于是这些后方城市因抗战所带来的一时的短暂繁荣,突然冷落下来。湖南的国立师范学院也碰到了同样的命运。那时职业由各人自己凭本事挑选,于是有声望、有背景的教授学者纷纷沿江而下,到京沪苏杭等地高就去了。国师突然变得今不如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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