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我国教育事业受到日本侵略者严重破坏,为维持各地中等教育,延续文化根基,50余所“国立中学”先后创办,以数序列的22所。从这些流亡学生中走出至少50位“两院”院士,以及一大批人文社科领域学者,他们后来在各自领域为祖国建设作出了贡献。
国立中学始建于1938年,结束于1946年。八年全面抗战,八年办学,风风雨雨,磕磕绊绊,所走道路是不平坦的。广大师生同舟共济,渡过时艰,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教育部给每个战区学生发放了毕业或转学证书和返乡路费,令各复员回籍继续学业,国立中学的番号也就消失。抗战期间兴办国立中学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形成了特殊的篇章。
国立第一中学
国立第一中学主要是河北省公立中等学校南迁组成的国立中学。这些学校有:河北育德中学、正定府中学堂、保定第二女子中学、泊镇师范、邢台师范、邢台女子师范、大名女师等。初集合河南许昌、郾城,1938年迁豫西南淅川县上集,更名国立第一中学。1944年再迁陕西城固。国立一中办学11年,共培养4000余学生。
(国立第一中学校友们)
国立第二中学
国立第二中学是“七七事变”后,南京、江苏地区的公私立中学撤退后组成的国立中学。初在湖北武汉设立登记处,收容流亡师生。1938初转至北碚和合川县,名国立四川临时中学。1939年更名国立第二中学,校长周厚枢。学校设高中部、女子部、师范部,高中部设合川,初中部设在北碚文星场,女子部设北碚关庙,师范部设北碚,学生2000余人。
国立第三中学
国立第三中学是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省的流亡学生组成的国立中学。1938年4月名国立贵州中学,校长周邦道,校址铜仁。学校设高中部、初中部、师范部及附小,师生近2000人。
(国立三中高中部主教学楼)
国立第四中学
国立第四中学主要接收察哈尔、绥远和山西省的流亡师生组成国立中学。1938年3月国立陕西临时中学、国立陕西中学,1939年名国立第四中学,校址陕西安康。是年9月徒步三千里,搬迁四川阆中。高中部、师范部设治平园,初中一分校设五马乡陈家沟,二分校设闫家丝厂,师生1000余人。
(国立四中初中十六班毕业生在阆苑嘉陵江上合影)
(国立四中在阆中各界庆祝民族复兴节上获歌咏比赛冠军)
国立第五中学
国立第五中学主要接收的是北方各省市流亡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后,著名教育家查良钊率领着在西安收容的流亡师生,由陕西凤翔县步行至甘肃天水县,1938年5月创办国立甘肃临时中学,1939年更名国立第五中学。学校设天水玉泉观为校本部,甘谷、秦安、礼县三个分校,师生1700余人。
(甘肃天水县玉泉观校本部_国立第五中学纪念碑)
(国立五中校长、国立昆明师范学院长查良钊1947年参加清华大学校庆,与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胡适、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合影。)
国立第六中学
国立第六中学是以山东籍流亡师生组成的国立中学。1937年10-11月间,山东省公私立中等学校30余所西迁,1938年元月集合于河南许昌、方城,师生5000人。1938年5月间遵教育部令再迁湖北郧阳、均县,名国立湖北中学,校长杨展云。1939年3月再迁四川绵阳、罗江等县区,名国立第六中学,校长葛兰笙,设绵阳校本部、梓潼一分校(师范)、德阳二分校、新店子三分校和罗江四分校,学校也许是国立中学中师生最多的,整个迁移行程七千里,横跨鲁、豫、陕、鄂、川五省,异常艰难。
(国立六中师生在绵阳校本部合影留念)
(国立六中四分校篮球排球队合影,左一为原省立一中教员、体育教师张剑青)
(国立六中四分校部分师生欢送孙东生校长、胡干青老师离校留影。右二孙东生,右三胡干青,右四马克先。)
(国立六中四分校“狂飙剧团”团员在重庆时合影。个别团员仍健在。)
国立第七中学
国立七中抗战初期名国立山西中学,是山西各中等学校流亡到西安组成的国立中学。1938年6月设址洋县,师生千余人分三批到达汉中。校本部设洋县五云宫,一分校设在智果寺,二分校设在良马寺。1939年5月更名为国立第七中学。
(国立七中一分校智果大门)
(国立七中校歌)
(国立七中初20级学生考上高中部在汉江船上留影)
国立第八中学
国立八中是抗战时期,安徽四所临时中学和三所中等学校为躲避战乱合迁的一所流亡中学。初名国立安徽第一临时中学,后更名国立第八中学,校址湖南永绥县,师生4000余人。
(国立八中初中女子分校)
(国立八中庆祝抗战胜利演出)
(国立八中师生开展劳动生产)
(国立八中初中女子分校第十四届学生毕业留影)
(师生泛舟万溶江)
(翟其寅,安徽芜湖人,1926年生人,是国立八中最小初中生。)
国立第九中学
国立九中是以安徽籍流亡师生为主体组成的国立中学,初名国立安徽第二中学,1939年4月更名国立第九中学,校址四川江津徳感坝,学生1600余人。
(国立第九中学大门)
(国立九中纪念徽)
(国立九中1941年初中毕业生合影)
(国立九中第二分校第二十届毕业生摄影纪念)
(国立九中校友邓稼先与杨振宁)
(国立九中初中女子分校第十五届学生毕业留影)
国立第十中学
1938年6月,国民党当局派行政人员在郑州、偃师、洛阳、西安等地设置接收站,收容河南、山西、安徽等地流亡学生。1938年夏分批西进。途径陕西、甘肃两省,进入甘肃天水。十月,流亡学生名“陇豫公学”。1938年12月陇豫公学大部迁入清水县,学校更名国立甘肃第二中学。1939年4月又更名国立第十中学,学校设高中二部,初中二部,小学二部及职业班;校本部设在文庙,分校设在永清堡城,学生多时3000余人。
(国立十中初中部部分同学在校门前留影)
(国立十中校歌)
(国立十中校徽)
(国立十中纪念徽)
国立第十一中学
国立十一中主要接收的是湖北和湘北的流亡学生,其中以湘潭、邵阳、沅陵居多。初设湖南洞口县,后迁淑浦、辰溪。
(国立十一中纪念徽章)
(国立十一中校歌)
(国立十一中毕业证)
国立第十二中学
国立十二中学主要接收的是湖北籍流亡学生。1938年11月以山东籍流亡师生组成的国立湖北中学西迁四川绵阳,收容湖北籍流亡师生遂命名国立湖北中学。校址四川长寿,分高中部、初中部、女子部,分布在长寿的松柏、官庄、荆庄、北庄等。学生1300人,1939年4月更名国立第十二中学。
(国立十二中校歌)
(慈幼院——鄂西难童收容所)
(世界红十字会沙市分会成立的慈幼院全貌)
国立第十三中学
国立十三中学1939年秋成立,校址定吉安青原山(筹办),1941年1月招1305名学生,设青原本部和铅山分校。本部有高中6班,初中7班,铅山分校6班,莲花初中2班。1945年1月因日寇侵犯,一度暂迁永丰藤田,日寇投降后回迁青原山。
(国立十三中第九届校友同仁留影)
国立第十四中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立中央大学实验学校迁至安徽屯溪,不久迁至湖南长沙岳麓山(省立高农),1938年迁至贵阳马鞍山,1939年更名国立第十四中学。
国立第十五中学
1941年初,保育总会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协商,决定在重庆成立一所专收保育生的中学,享受国立中学待遇。是年5月吴乐孟带一批教职员到“烘炉场”筹备,9月接收四川境内保育院得学生,国立第十五中学成立,校址荣昌县卧佛寺。学校设普通班、职业班,男女分班上课;男生在文庙上课,女生班在下场口上课。1944年夏学校改为国立荣昌师范学校,设初中和师范两部。
(国立第十五中毕业证)
国立第十六中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春,来自安徽的流亡学生,历经艰险,来到重庆永安县北山,后命名为国立第十六中学。1941年开始招四川各地保育院毕业生。初中设在四川合江,后增添高中部(原战区第三中山中学)。
国立第十七中学
国立十七中,主要收容安徽籍流亡学生,设校址在四川江津白沙坝派。1945年复迁金刚沱,改称国立江津师范学校。
国立第十八中学
国立十八中,校址四川三台县。1938年3月国立东北大学迁至三台县,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三台西火烧沟成立国立第十八中学,其主要生源是国立东北中学、三台中山中学和私立三台国本中学。国立第十八中学为国立东北大学附中。
国立第十九中学
国立十九中主要接收浙赣铁路沿线退出的流亡学生。学校成立1942年4月,校址初在福建浦城,再迁浙江江山,又迁江西赣县,1945年2月再迁赣闽边境的石城。
国立第二十中学
1942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决定,在湖南设立一所接收保育院毕业生的国立中学,名国立第二十中学,只要是湘、黔、粤、桂四省的保育生。学校设高中师范部(岩禾堂)、职业部(金龙阁)、小学部(柳树坪)、初一部(窑湾塘)、初二部(三眼桥)。
国立第二十一中学
国立二十一中学,民国将军王仲廉1942年在安徽太和创办苏鲁豫皖四省边区战时中学,后被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接受,改制为国立第二十一中学。校址太和,后迁陕西山阳和兰田。
国立第二十二中学
1941年,九十二军驻扎安徽阜阳,遂办鲁干班(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系列),招收有志年青学生参加。山东籍学生多有投奔,渐成规模。军长李仙洲决定,大一些学生招进鲁干班,小一些学生集合成立一所中学,名私立成城中学。1942年初,李仙洲赴重庆参加军事会议,遂向教育部长陈立夫汇报,并申请将私立成城中学改制为国立中学。经山东籍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王叔铭的帮助,1942年9月,批准成城中学改制为国立二十二中学。国立二十二中学,设校本部、师范部、一分校、二分校,师生近3000人。1944年因战事学校不得再迁陕西安康、汉阴。一分校学生路过河南韩庄时,惨遭日寇枪杀。
(私立成城中学校训)
(国立二十二中学西迁路线图)
(国立二十中高七级一班同学合影)
(国立二十二中学鲁雁篮球队)
(国立二十二中学高十级部分同学创办的壁报社——《大路文艺社》部分同学)
(部分同学在平梁铺合影)
(图为国立二十二中学同学为记录“韩庄惨案”所立的纪念碑)
遥想当年,众多青少年不愿做亡国奴,随着成千上万的难民队伍,陆续向西南、西北、中南、华南撤退,他们离开原学校,冒着敌机的轰炸,一路颠簸流离,奔向大后方。国难期间,在长江两岸、黄河之滨、云贵高原、岭南盆地,到处都可看到衣衫褴褛但生气勃勃的身影,听到高昂而不辍的琅琅读书声,这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之一大特色,为抗战胜利和国家复兴打下了深厚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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