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592年和1598年的两次武力进犯朝鲜,主要是丰臣秀吉及其部分武将出于霸王之心发动的具有一定偶发因素的前近代的对外侵略战争的话,那么明治政府成立之后的对外扩张,基本上就是近代日本人在西力东渐的背景下,在逐渐建立起的新的世界观的指导下,有意识有计划推行的一种近代国家战略,其目的是仿效西方列强成为地区乃至世界的霸权国家,虽然是后发,其行为的基本性质,却完全符合帝国主义的逻辑。
自17世纪初开始实施的几乎与世隔绝(只留下长崎一隅与中国和荷兰进行着有限的贸易)的“锁国政策”,使得日本本土的传统和文化达到了非常圆熟甚至是灿烂的境地,倘若没有外界势力的强力冲击,这样的状况也许还会持续相当的时期。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败于英国的消息,引起了日本朝野的些许震惊,当1853年和翌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了东印度舰队两次进逼日本,以武力为背景要求江户幕府打开国门时,慑于七艘庞大的军舰(其时日本人只拥有两百吨以下的船只),日本人不得不开启了国门。于是英国、法国、荷兰相继跟进,逼迫日本人签署了一系列具有浓烈不平等色彩的通商条约,函馆、横滨、长崎、神户等港口相继开放。
日本人自然不甘于束手待毙。其实早在18世纪末,就有工藤平助、林子平等少时修习兰学、对海外情势有些了解的忧国之士,针对不时南下的俄国人,开始倡导“海防论”。到了19世纪,更有佐藤信渊、佐久间象山等人甚至主张或者主动出击、或者开启国门与时流同进,著名的如吉田松阴,在1858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署之后,在给友人的信函中就竭力主张:“今日之计,当以谨守疆域……乘机垦拓虾夷(今北海道),收取琉球,北取朝鲜,挫败满洲,东压支那,南临印度,以此张进取之势,固退守之基,以遂神宫未遂之伟业,达丰国未成之大计。”(《复久坂玄瑞函》,据松本健一《近代アジア精神史の試み》,中央公论社1996年,第182页)顺便提及,后来主掌明治大政的伊藤博文,当年正是吉田松阴“松下村塾”的门下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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