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静波：日本近代对外扩张的动机和步骤
来源：文汇报   2015-06-15 10:11:46

     然而在《马关条约》中本已到手的辽东半岛，却因俄国等的干涉而不得不再吐出来，且甲午战争之后，虽然将中国的势力驱逐出了朝鲜半岛，北方的俄国却对此虎视眈眈，试图将中国的满洲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并染指朝鲜半岛，于是日本又卧薪尝胆，厉兵秣马，用中国的甲午赔款扩充军备，在1904年挑起了与俄国的战争，最后艰苦取胜，虽未获得赔款，韩国（朝鲜在1897年改名为大韩帝国）则完全处于自己的股掌之中，满洲的南部也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期间，有一批颇具侠义心肠和亚洲主义思想的日本人，主张与中国携手共同抗击西方列强，出于各种目的，他们支持孙中山的反清革命，中国也在甲午战争之后主动向日本学习，中日关系相对平缓了十余年。但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的革命党未能掌权，中国仍处于政治动荡之中。这时日本对中国的一种主流看法，就是中国人自己已经很难拯救和改造中国，需要借助业已成为现代国家的日本的力量。日本近代最著名的中国研究家内藤湖南公开主张“支那的革新、亦即要赋予支那社会组织以新的生命”，必须要求得日本的帮助，“最易实行的，是具有革新旧组织经验的日本人，根据其经验将支那的经济组织的基础进行重建”，这是“日本人对支那改革的使命”（《新支那论》，东京创元社1938年，第277页）。于是日本借一战爆发之际，以驱赶德军的名义，占领了胶州半岛，并抓住袁世凯的软肋，提出了贪欲的“二十一条”，名义上是指导中国的改造，实际上却是捏住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试图在中国谋取更大的利益。一战之后的日本，已完全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战后以美英为主导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抑制了日本的进一步扩张。鸽派政治家币原喜重郎出任外相期间，主张“协调外交”，收敛了对中国的武力干涉。但日本仍然并不收心，陆军大将田中义一执掌内阁后，于1927年召开了“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将中国东北部的满洲和部分内蒙地区定为日本的“生命线”，并阴谋炸死了不甘听命于日本的张作霖，扩充了关东军的兵力。于是以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为首的一批少壮派军官，在获得参谋本部的暗中默许之下，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占据了东三省之后，又将触角伸向华北，攻占了热河省，逼近京津。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从表象上似乎是一次偶发事件，事后日本内阁也曾提出“不扩大”方针，但从后来的发展情形来看，这是明治以来，尤其是“东方会议”以后日本对华政策（日本称之为“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到了后来的扩张到东南亚，并最终挑起了向美英宣战的太平洋战争，实在是贪欲膨胀，利令智昏，真的以为大日本帝国可以“八纮一宇”，主宰全世界了。

    二战以后，由于美国早期的对日占领政策，日本的历史罪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清算，部分富有良知的学者也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如井上清、家永三郎等。但依然有一部分人坚持此前对于日本近代史的认识，1964-1965年间，从一个左翼作家蜕变为极端国家主义者、战后曾遭到开除公职处分的林房雄，出版了皇皇两大卷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将日本挑起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韩合并”、进犯中国大陆，解释成是在欧美帝国主义压迫下自求生存的迫不得已的选择，是一连串“无法停手的战争”，是“日本悲壮的命运”，西洋人首先在东亚放了一把火，日本人在这场“不断燃烧的大火中，不得不与火灾时时搏斗。有时利用逆风自己也放过火。因此他自己也曾被看做是凶恶的放火者而受到责骂。但我不想谴责与大火搏斗的勇者”（《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上卷，东京三树书房1984年，第203页），他甚至得出结论：“应该将‘对华战争’和‘大东亚战争’解释为‘百年东亚战争’的继续，是对东亚殖民地化的反击。”（同上下卷第38页）这样的认识，完全沿承了战前日本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令人警惕的是，随着战争记忆的越来越遥远，林房雄之流的观点屡屡沉渣泛起，甚至在一些媒体上甚嚣尘上，这是在战争结束70年之际要特别予以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