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志为本报读者写下“抗战”二字。
“一二三○事件”亲历者杨增志接受专访。
3月25日中午时分,97岁的杨增志坐在家中阳台上接受采访。因为有些耳背,所以大部分时间里,他只是笑呵呵地看着我们讲话,十分平和亲切。
这位老人年轻时曾经参加过轰轰烈烈的抗日活动,也经历过牢狱之灾,被日本宪兵队严刑拷打、九死一生。
那个年代,有的中国学生虽然成长在奴化教育的谎言和毒害中,面对日伪统治严格的思想控制,却依旧记得自己是个中国人。
不能上战场就要多读进步书籍
在杨增志的旧相册里,有一张集体照与众不同,年轻的学生都穿统一的运动服,这是当年南满中学堂运动会的纪念照。杨增志中学毕业之后,刚好赶上伪满洲国建国大学招考第一批学生,招生名额只有150人,日本学生占1/2,中国学生不到1/3。杨增志通过了严格的考试,被学校录取。
此时正值日军大举进攻中国的时期,国难当前,东北地区的学生虽然一直被强迫接受奴化教育,但民族意识并未泯灭。面对中国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惨状况,杨增志和他的同学们都痛心疾首,苦苦寻求救国的方法,“去前线、上战场”是他们的首要选择。有的学生很快就出发到关内抗战去了,但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进关并不容易,找到中国军队更非易事。杨增志也曾试图到关内直接参加军队作战,实践自己的救国梦想,但是没能成功。 “我自己估量自己不适合搞地下工作,我想直接参加军队作战。 ”当时,杨增志的同学中有人参加了国民党地下组织,他们答应将他介绍到前线的部队中去。杨增志迈出了前往前线的第一步,他如约来到北京等待一起上前线的同学,但是20多天后接到了暂时不能去的电报。
对于像杨增志这样没能走出东北、走上战场的爱国学生,留在东北虽然苦闷,但也不能闲着。他们先要武装自己,“要读书,要读中国人的书,进步的书,要树立正确的爱国的人生观”。杨增志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们一起搜集进步书籍,互相传阅,共同学习。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学校的读书会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冒头。这些读书会有的是在国民党的领导下成立的,有的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的,还有自发的,都是为了爱国,都在为祖国的抗战奋斗。
杨增志老人一直强调内山书店是当年进步书籍的一个重要来源。当年的进步书籍很少,他们需要煞费苦心才能找到。上海的内山书店虽然是日本书店,但是出版和销售进步书籍。此外,每到星期天学生们常去日本书店和日本的旧书店,收集日本出版的有关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日本共产党及左派学者的著作以及日本翻译的苏联作品。如果在平津有亲朋好友,就有了寻找进步书籍的捷径。杨增志在北京的20多天中认识了一些爱国人士,回到长春时就带回了几部进步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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