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反抗只为了要做中国人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5-05-16 14:59:03

　　想尽一切办法反满抗日

　　随着读书会的增多，建国大学中的学生们觉悟越来越高，他们意气风发，精神饱满，发奋图强，对中国的抗战抱有必胜的信心。为了传播进步思想，杨增志这样的进步学生要对每年新入学的同学开展工作，同时还要组织形式多样的抗日活动，这些努力没有白费，校内的抗战组织因此不断扩大，影响力逐步升级。

　　杨增志介绍说，建国大学有个“指导生”制度，即每期新生入学，要派上级学生去指导新生，便于他们接受建大教育，接受建大的生活方式，他们不熟悉的事务可以请示指导生。指导生要选拔优秀的学生担任，当时参加革命的同学差不多都当过指导生，也便于工作，便于促使新生尽快地提高觉悟，“说实话，这个指导生的制度对我们的革命工作是有利的”。

　　在当时的校园里，创办进步周刊、翻译传播进步书籍也是学生们宣传进步思想的一种方式。 1941年建国大学《前哨》周刊创刊，它由建国大学的学生主笔，东北各地的抗战机构、远在日本的留学生都会投稿，受到了广泛的赞赏和欢迎。如果搜集到好书，学生们也会翻译出来。杨增志介绍：“我们翻译过 《法国败了》，这部书写的是法国被纳粹德国打败了，但法国全体人民要继续对德斗争，怎样斗争，怎样把德军打回去，这部书后来出版了。 ”

　　比起传播进步思想，组织具体的抗日活动风险更大。建国大学的学生曾经通过“旅行训练”的方式来组织爱国青年进行抗日斗争。在日本的富士山旅行训练中，杨增志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抗日志士。在千山旅行训练中，有50人参加了集会训练，据杨增志回忆，那是一次罕见的盛会，大家登山、讨论、提出疑问，各抒己见，研究开展抗日的各项工作。

　　爱国组织是发起抗日活动的重要依托。杨增志作为建国大学中学生爱国活动的领导者，曾经想要组织建立一个“大学联盟”，希望能够以此加强各个大学之间的合作，从而大干一番。当时一切准备就绪，却接到了停止组建的紧急通知。因为当时的工大、法大中，有的同学参加了东北抗战机构，如果再成立一个“大学联盟”，组织重复，容易被破坏。

　　东北爱国学生在“一二三 事件”中惨遭迫害

　　对于杨增志来说，1941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校内的抗日活动频繁，许多志同道合的爱国青年走到了一起，学校中的爱国力量空前活跃；也就是在这一年，随着抗日组织的扩大，有些组织中混入了日本特务，杨增志他们的爱国活动暴露，包括建国大学在内，沈阳、长春、哈尔滨有许多学校的学生因此被捕，史称“一二三○事件”。

　　作为此次事件的亲历者，杨增志是在 1941年 12月在沈阳被捕的。当时，他在好友张鼐衡家里，遇到了要逮捕张鼐衡的日本宪兵队。杨增志的身上还有写着其他人员地址的纸团，因此他拒捕并和宪兵打斗起来，最终杨增志没能逃脱，只好将纸团吃了下去。此后，日本宪兵队对他施以10天酷刑，最终没能得到什么有用信息。

　　许多爱国学生在这一时期被捕入狱，建国大学中的抗日组织遭到了致命的一击，所幸的是属于单线联络的都幸存下来了，社会上的地下组织没有完全被迫害，只是暂时销声匿迹，隐藏不露。

　　1943年4月，杨增志作为思想犯，被判处无期徒刑。与他同一时期被捕的同学有的死在了刑讯室，有的被判处死刑，有的与他一样被判处无期徒刑，还有被判5年、10年、十几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作为重刑犯，杨增志被单独关在一个小监房里，狱中的悲惨生活可以想象。其中最让杨增志老人不忍记起的一个人就是同学王用中。

　　王用中入狱后态度强硬，几乎每晚必有动作，或讲或唱，讲过帕米尔高原、丝绸之路、祖国的大好河山、英雄人物，讲得条理分明、语言有节奏、声调铿锵有力；讲完了唱，唱革命歌曲，悲壮豪放。王用中每天都会被日本看守打得遍体鳞伤，后来他终于在惨无人道的摧残中精神崩溃，疯了，但也没逃过毒打的魔爪，直至死亡。

　　王用中的牺牲对杨增志这些学生的触动很大，杨增志至今提起这段往事都情难自禁，哽咽说不出话来。

　　所幸抗日战争很快就胜利了，杨增志等青年学生得以活着出狱。（记者张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