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纲领文件《田中奏折》的出笼、披露与争论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米艾尼   2015-08-26 09:22:41

　　翻印《田中奏折》

　　虽然在交给王家桢《田中奏折》的时候，蔡智堪嘱咐他落实对牧野的承诺，将奏折刊发，公布于世。但是张学良考虑到当时复杂的国际关系，只把《田中奏折》译成中文后印刷了200册，其中有4本被送至南京国民政府，其他的发给少数东北官员。

　　“因为是极密文件，特在官银钱号印刷所印刷，用上等宣纸六开大本装订，共只印了200本。”王家桢后来回忆说。

　　他在回忆中提到，他们当时将这个文件作为极密文件，只发给东北政治上负责的人员，原来是想叫这些负责人知道日本人的阴谋，好作为采取对策时的参考，根本没有想拿它作为宣传材料来激励人心，更没有想到拿它作为国际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有力武器。

　　王家桢说，张学良得到《田中奏折》的直接效果是，其中提到某项阴谋与一个蒙古王爷有关，“他们将此人逮捕后所作的口供，与《田中奏折》上所说的一模一样，因而使日本的这个阴谋没有得逞，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田中奏折》真实不虚。”

　　至此，这份绝密的奏折只在少数中国政界要员的手中流传。不过，最终它还是按照蔡智堪期望的那样被公之于世。捅开这个惊天秘密的，竟然是一个年轻的女学生。

　　1929年7月的一个晚上，北京大学政治系学生纪清涟和同学一起到位于王府井的《华北日报》送稿子。不巧，安怀音社长已经回家吃饭。几个同学就一起来到安宅商量稿子。

　　纪清涟是纪晓岚的后代，出身名门，当时是《华北日报》副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那天，她在安宅见到安怀音的时候，他正聚精会神地看一个文件，脸色通红，情绪激动。

　　纪清涟他们一进门，就听到安怀音说：“你们来得正好，这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全面计划啊！你是研究东北问题的，这个文件你应该看看。”

　　说着，他把文件递给纪清涟，是一个十六开的中文译本。

　　安怀音的夫人警惕性很高，赶忙说，“这是密件，万万不可泄露啊。”安怀音也说，“你在这里看吧，不能给第三个人看。”

　　纪清涟大致翻了一遍，深为震惊。她请求安怀音把文件留给她细看，说：“时间已经不早了，回去晚了，女生宿舍的大门要关了，我今晚带回去仔细看看，明早送回。”

　　安怀音竟真的让她把密件带走了。没有记录显示安怀音此举的原因，他应该知道这样做可能的风险，也许那正是他的期望。

　　回到宿舍以后，纪清涟立即找了几位同学连夜分头抄写，天亮才抄完，在7点前准时将文件送回安宅。

　　纪清涟携带着抄稿到印刷厂，一下子印刷5000份。

　　在扉页上，纪清涟写了这样几句话：“首先我向借给我《田中奏折》的人表示歉意。我违背了诺言。但这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只能失信于朋友，不能对不起国家。读书啊！如果你的心还在跳，血还在流，你就应当把这个小册子读完。你就应当想一想，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有什么责任；应该作些什么事情。”

　　纪清涟和同学们一起，把这些小册子分别邮寄到全国各大、中、小学以及机关团体。

　　当时正值1929年8月，酷暑难当。这5000册关系着国家存亡、承载着纪清涟等人爱国热忱的《田中奏折》很快发往全国各机关学校团体。学生们开始走出校门示威游行，各报刊纷纷转载，团体和爱国人士相继翻印。

　　日本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中国震惊，世界哗然。

　　日本方面十分惊慌，通过政府及其所控制的舆论工具矢口否认有《田中奏折》的存在，并说它是一个伪造文件。

　　一方面，以“知情者”和“当局人”自居的“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一度担任外相的重光葵等日本头面人物纷纷出来发表谈话，提供“证词”，异口同声否认《田中奏折》的真实存在。

　　另一方面，日方又秘密地在政府内部进行追查，将当时负责皇室书库的27人全部免职，包括帮助蔡智堪进入皇宫的山下勇。

　　蔡智堪也被日本当局抓了起来。不过，日本当局并不能确认蔡智堪就是从皇宫偷偷抄出《田中奏折》的那个人。据蔡智堪多年后的回忆，这缘于他总是在两个身份之间自由地切换。

　　蔡智堪有两套身份文件，一个叫蔡扁，是个在日本做生意的台湾人；另一个是蔡智堪，已经加入日本国籍的华侨。这两个身份用来接触不同的人群。日本当局抓捕了蔡智堪，他坚称自己并非其人。

　　更令日本当局进退两难的是，他们陷入了一个自己设计的矛盾当中。

　　他们根据种种线索，很快查到了将《田中奏折》泄露出去的相关责任人，却无法因此给这些人定罪。

　　定罪需要罪名和证据。如果说这些人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那么也就是承认《田中奏折》确有其事。所需要的证据，就是《田中奏折》的真实文本与被公开的文本比对一致。

　　日本当局已经言之凿凿地说《田中奏折》根本不存在，给这些人定罪岂不是自相矛盾？

　　权衡之下，皇室书库中的相关人员只是解职了事。

　　山下勇等人被撤职后，他们的生活费都由蔡智堪私人供应。而蔡智堪被关押了一年多之后，日本当局也无法为其定罪，只能释放。不过，他们还是强占了蔡智堪的私宅，没收了他全部约价值二百万日元的家产。

　　获释出狱的蔡智堪已经无法在日本立足，他带着一家老小，绕道泰国，又返回了台湾。

　　1955年，蔡智堪在清贫中去世，享年68岁。台湾方面为他举办了“公祭”，蒋介石为他颁发了一块牌匾，上书“卓行流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