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借庙躲雨”的生存模式下,该部队的战绩,自应属国共两党所共有。
平汉铁路破坏队“借庙躲雨”,成为沦陷区最大规模的铁道游击队
说起“铁道游击队”,很多人立刻就会想起“刘洪”、“李政”,和他们“血洗洋行”、“飞车夺枪”的经典桥段。其实,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在日军最重视的交通命脉平汉铁路沿线,也活跃着一支规模甚大、战绩彪炳的“铁道游击队”。这支部队的正式名称,叫做“平汉铁路破坏队”。
该部队的由来,与国民政府抗战重心的转移有直接关系。1938年11月,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要求国军全面执行新的抗战策略——“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敌后游击战被提升至战略层面。同月,秉承该会议精神,天水行营在洛阳成立了“平汉铁路破坏队指挥部”,委任刘文松为总指挥。①
值得一提的是,该部队的成立,与中共地下党密不可分。刘文松其人,1920年代入党,后脱离组织,任国民党平汉铁路特别党部主任委员,抗战爆发后,被委以“战地特种工作团第二团”团长之职,刘遂以此名义,发动铁路工人组织“铁道破坏队”,此即“平汉铁路破坏队”的前身。大约同时,刘通过长江局,与中共“恢复了组织关系”。②
武汉沦陷后,汉口铁路局撤销,“铁道破坏队”内的工人顿失生活经费来源,部队面临散伙。“周恩来、董必武、项英就指示刘文松:成立铁道破坏队指挥机关,以资‘借庙躲雨’,解决存在问题。……刘文松……前往洛阳,与在北伐战争时期就熟识的程潜、晏勋甫等人联系成立铁道破坏队指挥机关事宜,获批准。”③
“借庙躲雨”策略运作成功后,“所需的子弹……爆破器材,均由指挥部统一向第一战区领取并分发,或请所配属的单位转发。……所需的给养,由第一战区按定员出具口粮证明,在驻地筹粮,地方凭此证明抵偿公粮.此外,第一战区还按定员发给每人每月4.5元生活费。”至1940年,“平汉铁路破坏队”已下辖五个大队(团编制),每大队下设三分队,每分队下设三支队。每大队少者六、七百人,多者一千六百余人。是当时沦陷区规模最大的铁道游击队。④
此一期间,“破坏队”与第十八集团军合作极多。譬如,破坏队第二大队曾参与了1940年的百团大战;第一大队“名义上是配合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作战,实际上内部是由中共组织领导的。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党总支成员兰田(化名,原名黄明鉴)、颜玉声在队员的掩护下,配合八路军地下工作者秘密绘制出朱怀冰部的机枪阵地图,交给了八路军。他们还派中共党员、分队长贺群东和副分队长张冠洲,率领所部在北佳壁附近的袁头村封锁交通要道,不让国民党顽固派军队通过。”⑤
1938年5月1日,“铁路破坏队”部队骨干队员在延安参加国际劳动节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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