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被遗忘的“铁道游击队”
来源：腾讯网   2015-05-19 10:43:46

　　1940年后，该部升格为“江北交通工作队”，对日战绩颇为可观

　　自1939年起，国民政府已觉察到“破坏队”内部可能存在中共的秘密组织，对该部的监督力度逐渐加大。压力之下，该年3月，刘文松曾派人前往延安，“商讨破坏队全部转移到抗日根据地事宜”，但终因顾虑到大多数队员家属仍在国统区，难以做通工作而作罢。为策安全，1940年5月，刘文松公开让第一大队所有官兵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并将一批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送入国民政府所办的“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强化伪装；存在暴露危险者，则被疏散至正配合百团大战的第二大队。⑥

　　1940年末，“天水行营铁路破坏队”被改组为“江北交通工作队”，直属军委会所辖。此番改组，既有强化领导，防止部队变色的考量；也是鉴于数年来，“破坏队”在断敌交通方面战绩颇佳，欲寻求其协助作战的正规军甚多。如1941年，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曾亲自拜会刘文松，拟借调一个大队，配合破坏陇海路东段；苏鲁战区指挥官韩德勤，也曾请借拨一个中队，配合破坏津浦线徐州以南段。改组后，部队由军委会直辖，自可使上述需求的调配更为顺畅。且为增加调度的效率，军委会还为“工作队”特别配发了6部电台，总指挥部与各大队队部各一台。⑦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交恶升级，“江北交通工作队”也不可避免受到波及。1942年6月，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会同第一战区长官部，在洛阳扣押了“工作队”的副指挥官刘松山、政训主任萧汉庭和副官主任潘希贤，并下令捉拿部队中其余二十余名中共干部。不过，因国民政府农工总部部长马超俊等人，在重庆发起抗议运动，此次调查最终不了了之。

　　1943年9月，刘文松去世，“工作队”总指挥一职由地下党员刘松山接任，直至抗战结束。据河南省档案馆《军委会江北交通工作队历年战绩统计表》统计，自1938年9月至1945年7月，“工作队”共炸毁机车1690余辆、铁路钢桥110多座，钢轨330多华里，毙伤日军13000余人。⑧

　　在“借庙躲雨”的部队生存模式下，这一战绩，自应属国共两党所共有——譬如：1944年1月21日午夜，“工作队”在军统别动队354人的掩护下，以其专业的桥梁爆破技术（笔者注：来自中美合作所的技术支持），将长达四华里、梁柱多达119根的黄河新铁路大桥炸断，摧毁梁柱50余根。该桥被毁后，平汉铁路交通中断，日军被迫调集大军监护、抢修，直至3月25日，才勉强重新通车，日军自东北调集的军队车辆，才得以再度进出黄河南岸，与集结在开封的日军会合，于4月18日发起攻势。换言之，此次行动，使日军之行动，被迫迟滞了三月之久。这是抗战后期，“工作队”明（国民党）暗（共产党）合作的一个典型案例。⑨

　　日军列车通过平汉铁路某铁桥，该铁桥疑似曾被中国军队破坏

　　注释：

　　①《中日战争史略》，（台）正中书局，1986，P433。②《中国劳工运动史》，（台）中国劳工福利出版社，1966，P1392。③周北泉，《我所了解的平汉铁路工人的革命斗争（二）》，河南文史资料2010年第2期。另可参见：信阳县委党史办，《平汉铁路破坏队在信南组建及其活动》，收录于《信阳党史资料汇编》第11辑，P194-224。④参见：黄明鉴，《忆平汉铁道破坏队》，收录于《中原抗战》，1995，P655；《中国劳工运动史》，P1393。⑤周北泉，《我所了解的平汉铁路工人的革命斗争（三）》，河南文史资料2010年第4期。⑥同上。⑦《中国劳工运动史》，P1443。⑧转引自：李良才，《我的外公是特务》，企业管理出版社，2011，P240。⑨张霈芝，《戴笠与抗战》，P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