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周末：寻访最后的抗联老兵
来源：半月谈   2015-06-19 09:29:56

　　“我们见到老兵，他们就说‘孩子，我浑身都是眼子啊……’然后他们撩开衣服，肚子上，全是伤疤。这种时候太多了，我们都不忍目睹。”

　　更让人不忍面对的，是老兵的陆续故去。

　　“有的老兵已经不能述说了，我们到的时候，家人把棺材都买好了。还有一些老兵，我们只能找到他们的坟前，或是参加他们的追悼会……”

　　眼睁睁见证着老兵的不断故去，曹保明愈发觉得，抗战文化已经成为最濒危的文化之一。“濒危到，我们一边抢救，一边面对着棺材、坟墓、追悼会，面对着不断地消失。多快的速度我们都觉得自己慢了。我们恨不得变成一个轮子，日夜工作。”

　　无论承受多大的心灵震撼与时间压力，曹保明仍非常坚定：多难，这个工作也得做。

　　口述和“超越口述”的那些

　　几乎每一位老兵的家中，都有一个小包裹。这里面珍藏着他们用血肉之躯换来的军功章、奖章、证书和奖状

　　“台上上来个大个子，足有一米八九高，肩膀很宽、身体魁梧，说话声音也洪亮。”这是黄殿军对“杨司令”的最初记忆。

　　那是在1938年，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在濛江县(今靖宇县)召开万人抗日大会，杨靖宇站在木头搭建的台子上讲话，黄殿军和战友们坐在台下听。

　　1940年2月23日下午4时30分，杨靖宇壮烈牺牲。日军剖开他的遗体，发现其胃已饿至变形，除了尚未消化的棉絮及草根，再无他物。

　　老兵白庆臣告诉曹保明和其他志愿者，杨靖宇被害以后，日军将他的头颅装进盒子，上抚松一带村屯游街。“杨司令的头颅我见过，四方脸，留着胡子。那是在老林里被日本人追，没时间刮胡子啊！”

　　1942年2月12日，与杨靖宇齐名的东北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英勇就义。据统计，东北抗联120多位师以上干部牺牲，这在抗日战争史上绝无仅有。

　　东北抗联普通战士的故事，同样震撼人心。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年后，当事人再回忆九死一生的过往，依然老泪纵横。

　　“有个老兵，当时是连长。他给我们讲怎么从山上往下背受伤的营长。往下背的过程中，鬼子还往下打枪，他浑身都是血。同行有他一个老乡，胆子特别大，说‘你背着营长走，我掩护你’，就这样，他把营长背下山，让担架队抬走了。他说得特别生动，激动时，眼泪都流下来了。”高敏说。

　　采访老兵时，有子女在身边往往效果会更好一些。“有的老兵年轻时记忆清楚，常跟家人讲那些往事，现在老了，有时说不全的地方，子女在一旁就会更正或者确认。”张立山说。

　　在高敏的寻访经历中，最让她印象深刻的一位老兵，是徐昆峰。

　　徐昆峰15岁参军，跟着搞地下工作的老师，一路从老家山东滕州，追着鬼子打到东北。“老兵今年93岁，说话能说清楚，但想哪说哪，思维不是太灵敏。但你要说‘打仗’，他就把手给你看，上面都是伤。”高敏回忆道。

　　浑身是伤，几乎成了东北抗联老兵身体上共同的印记。

　　“在抢救老兵口述史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其实老兵的思想和身体也是遗产。”曹保明对法治周末记者说，“每一位老兵身上都有刀疤、枪疤，那些触目惊心的伤痕，让我觉得，老兵的身体也是一种述说。这已经超越口述本身了。”

　　几乎每一位老兵的家中，都有一个小包裹。这里面珍藏着他们用血肉之躯换来的军功章、奖章、证书和奖状。

　　曾有一位老兵，因家中困难，家人把他的奖章拿去卖了。老人知道后，哭得异常伤心。

　　“当老兵们用颤抖的手打开小包，把奖章别在胸前时，我们才感觉到，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精神，换得了今天全世界的和平，而这也是对战争发动者最深刻的控诉。”曹保明说。

　　作为寻访项目的主要发起者和负责人，曹保明亲自采写了40多篇文章。然而，让他惋惜不已的，是最初271份口述史的目标，有一半以上都无法完成。

　　“10%到15%的老兵已经故去，30%到40%无法述说，5%找不着人。再加上老兵不断地去世，最终我们只采访到110位左右。”他说。

　　“做对了，做晚了”

　　“可能等到再联系时，他们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等不到书出版了”

　　志愿者们采集到的口述史，经整理后统一上交曹保明。对文本要求异常严格的他，一度买了一兜子方便面，把自己关在一家小旅店的房间里，逐字逐句修改。

　　“我日夜在干啊，一天只吃一顿饭，几乎是忘掉一切了，特别艰难。”坚持的信念，仍然是“想为人类留下老兵的珍贵遗产”。

　　“每一位老兵的口述史都不是一次完成的，都有老兵及其家属的不断补充。我觉得这是个全民参加的活动。”曹保明说。

　　截至5月底，第一阶段的口述史采访工作已经完成，现进入书稿整理阶段。曹保明和其他志愿者们都希望，这本“来得太晚”的书稿能够在8月15日之前出版面世。

　　而志愿者们的采访笔记、影像资料等，也都终将交于吉林省档案馆和中国人民抗战博物馆收藏。

　　一些志愿者继续帮助曹保明修改书稿。

　　“最初的书稿，我们写完检查好几遍，以为没啥事儿了。到了曹主席那里，差一个字多一个字，他还会勾下去，标点符号都不落下，特别认真。”高敏说。

　　这次经历，也让高敏对战争有了更深的感知。

　　“以前就跟小学生学课文似的，没有从心里觉得抗战这么难。不是老兵亲自说，咱没有这个感触。他们那会儿太苦了，能活过来太不容易了，一场战争，上去一个连，回来就两三个人，有的连名字都没留下。”

　　有些老兵见到志愿者，连道“共产党好，要不是共产党都不知道自己死哪儿去了”。志愿者们离开时，再回头，老兵还会远远地目送他们，跟他们招手。这让高敏每每想起，都觉得感动。

　　张立山说，有些人听说这个寻访项目后，向他打听老兵的近况，“问他们需不需要帮助”。

　　“老兵现在最主要的困难，在生活和经济上都有。他们从战场回来时大多伤残，大部分还在偏远地区。有些人的子女也有伤残，还有些人的子女不孝，所以他们的晚年并不幸福。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心里的许多话，从来没有很好地述说。”

　　因此，曹保明认为，这次采访，从某种程度上，给了老兵一个述说的机会。

　　“我觉得，我们做对了。(但)我们不应该等到今天，我们做晚了。”他说。

　　对于老兵生活状况的后续跟踪，曹保明坦言“没有精力”。

　　“我们只是文化工作者，能做的只是相关书籍出来以后给他们一本，召开会议时再联系他们。也可能等到再联系时，他们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等不到书出版了。”

　　这场东北抗联口述史的抢救战，给了曹保民极大的心灵震撼。如今，他已写下两万多字的感慨。他准备把这些文字作为书的前言，题目叫：“人类生命的读本”。（记者 高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