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东京审判与南京大屠杀--判决书数字考
来源：   2015-11-26 15:43:56

东京审判与南京大屠杀

向隆万（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

　　1937年12月12日日军攻入南京城，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正如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所言：“南京大屠杀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暴行中最突出的一件，它的残酷程度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或许仅次于纳粹德国在奥斯威辛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德军的屠杀大都是单纯的屠杀，而日军的屠杀则是同强奸、抢劫、防火及其他暴行互相结合的。其屠杀的方法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狂虐残暴的程度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1】p.405）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揭露出大量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其中最令世人震惊的就是南京大屠杀。虽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就有中外媒体的零星报导，由于日军封锁消息和销毁罪证，世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规模和程度并不了解。如何为法庭提供充分的人证物证是国际检察局特别是中国检察官团队的关键。

　　早在1946年3月，美国检察官员莫罗、萨顿等就到中国实地调查，历时5个星期，期间会晤了31名证人，并撰写了题为《来自中国的报告：对平民的暴行》的调查报告。

　　1946年3月下旬，季南检察长在向哲濬陪同下，在中国进行为期两周的调查取证，他们去了上海、北平、重庆和南京等地。

　　东京审判开庭后，季南再次命令萨顿到南京等地取证。他们从1946年5月31日到6月12日，作了很多工作，搜集了大量证据，并邀集若干证人到东京出庭作证。

　　中国朝野也非常重视。1946年6月各界成立“南京大屠杀案调查委员会”，共51名委员，由南京市临时参议会陈裕光议长和副议长陈耀东负责。蒋介石本人十分重视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调查。6月11日他接见了陈裕光和陈耀东，指示说：

　　“沦陷时期敌人在南京大屠杀案，所有罪犯在东京已开始审讯，惟在证据上仍应加以搜求，以供献于远东法庭，并使所有罪犯无从逃避。”

　　6月23日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9月12日发出致外交部的公函，指出：

　　“迄现时止已经调查有确实之证据 而足为敌人罪行之证明者，计有一千八百四十余案。其中有柏鸿恩殷有余二人系于敌人实施集体屠杀时，从九死一生中逃出，而已身受重伤者。又有陆李秀英一人，系被数敌人欲实行强奸而与之拼力格斗，身受刀伤三十三处之多，几频绝命。先将柏鸿恩等三案连同调查表照片等件电请中国驻日代表团上海通讯处姚更生先生转我国驻日检察官向哲濬先生，提向东京战犯法庭，征调作证。至其余案件类此情形者固多，现正在整理审查之中。当再陆续检送作证。”

　　1946年8月21日委员会把《男女死伤统计表》、《敌人罪行种类统计表》、《可提供作证被害人姓名、住址表》以及《南京大屠杀惨案述要》等文件，转送已在东京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濬。

　　《南京大屠杀惨案述要》的“前言”对南京大屠杀作了概述：

　　“民国二十六年舍二月十三日，敌人日本贡献南京时，即进入南京城内与郊区，开始其野蛮而无人道之大屠杀，铸成历史上无有先例之惨案。此种灭绝人道，违反国际公法与任何国家私法之行为，如不严加膺惩，实无足以保障人类之安全与维护文明之进步。兹请进以统计敌人日本施行残酷暴行之种类为：(一)集体屠杀，（二）用机枪扫射，（三）用刺刀刺杀，（四）以火烧杀，（五）先奸后杀，与（六）施行集体刑罚。总之极尽其残酷，任其心之所欲为。揆情固不能恕，于法亦实得于诛。至其暴行之持续时间，约自日寇入城起（十二月十三日）历三阅月有余。是此一时期，应为历史上最黑暗之时期矣。”

　　在《敌人罪行种类统计表》中，包括经过四个月的调查，共获得日军暴行材料2784件。其中：枪杀1159件，刺刀刺杀667件，集体屠杀315件，拉夫285件，烧杀136件，打死69件，先刑后杀33件，先奸后杀20件，炸死19件，强奸16件，集体刑罚14件，等等。

　　1946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法庭审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检方证人有11名，其中有8名从中国专程到东京出庭。

　　7月25日出庭的证人是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他从1936年1月到1940年8月，一直在金陵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1937年南京陷落后，医院收留的不少病人都是日军暴行的受害者或幸存者，有军刀砍伤，有刺刀刺伤，有汽油烧伤；包括老人、妇女、儿童。许多伤重者就死在医院。另外，日本占领南京前，出售鸦片是重罪，威尔逊从未在南京见过挂牌出售鸦片的商店。南京陷落后的一年间，在一条主干道上他突然发现有21处公开开业的鸦片商店。威尔逊作证一直延续到第二天，7月26日。

　　7月26日还有4名中国证人出庭。

　　第1位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住房委员会负责人许传音博士。他是美国伊利诺大学博士，从1928年起一直住在南京。日军占领南京时，他是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住房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兼红十字会长。在许传音的直接管辖下，共建了25个难民营，大约有20到30万人。

　　他亲眼见到，日军进城后，非常粗暴和野蛮。他们疯狂射击所见到的任何人。南京陷落的第三天，他在南京城街头看到尸体遍布，他试图数主干道两侧的尸体，很快就数到了500多具，以致他再也数不下去了。日军还闯入安全区，从各个难民营里带走了大批中国老百姓。有一天，日本士兵闯进来，用绳子把难民们捆了起来——全都是老百姓，手被捆在一起，每十个、十五个地捆在一起，然后把他们拖走了。第二天早上，就在国际委员会总部附近听到机枪声，也就在红卍字会附近。才知道那些难民已经被机枪打死了，而尸体被抛入了池塘。许传音还控诉了大量日军强奸、杀戮妇女的暴行。他说：

　　“日军对中国妇女的行为更为恶劣，我们简直难以想象这是在文明世界发生的事。”

　　“有一天，日本士兵开着大卡车闯入一个难民营，目的是带走所有的女孩，并找个地方强奸。我试图阻止他们的行为，却没有任何办法。于是这些女孩和妇女——最小的13岁，最大的40多岁，都被日军带走了。”

　　许传音也讲到红十字会掩埋尸首的经历。他说：

　　“红十字会把掩埋无人埋葬的尸体作为慈善工作的一部分。得到日军许可和通行证以及在城里行驶的工具后，开始在城里寻找尸体，然后掩埋。我们通常有200人从事这份工作，掩埋了43000多具尸体，这个数目实际上小得多，我们不被允许把真实的数目报上去。起初，我们不敢把数字记录下来，之后我们偷偷记下了一些数字。这些数字只代表了我们掩埋的人数。他们全都是平民，没有一个士兵。”

　　当时还有其他慈善机构也在从事这项工作，红十字会只是其中之一。

　　许传音还为日军疯狂烧毁民居和各类建筑作证，包括俄国公使馆、基督教男青年会和不少名人家宅。

　　接着是三名南京居民尚德义、伍长徳、陈福宝，作为受害者出庭作证。

　　尚德义是一名零售商人。他在难民营被日军抓捕，和1000多名男性平民被捆绑到长江边，日军集体机枪扫射前，他侥幸倒在地上，压在许多尸体身下，免于一死。

　　伍长德在南京陷落时是一名警察，陈福宝是南京市民。他们的经历和尚德义经历相似，都被日军抓捕，几乎被机枪打死和被刺刀刺死。

　　7月29日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茨作为检方证人被传到庭。从1920年起，贝茨一直在南京工作。南京陷落前后，他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创始成员。其宗旨是保护中国平民。他列举大量目睹的日军暴行。他说：

　　“我本人观察到了一系列的对单个平民的射击事件，而在射击之前没有任何的警告或任何明显的原因。”

　　“大量中国士兵放下武器，投降了，在最初的72小时内，他们很快被押到南京城墙外，被机枪射杀，大部分的屠杀事件发生在长江边。我们国际委员会雇用劳力埋葬了3万多具中国士兵的尸体。”

　　当他被问及“日本士兵是如何对待南京城里的女性”的问题，他回答说：

　　“这是整个事情中最野蛮、最令人痛心的部分。根据安全区的案例报告，和我自己的一些纪录，我记录了住在金陵大学多个集中地和楼房内3万人中所发生的事情，总共发生了数千起强奸案件，我们当时把这些案件的详细情况提供给了日本当局。在日本占领南京后的一个月，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向德国当局报告说他和他的同事们相信至少发生了2万起强奸事件。稍早时候，单单根据安全区的报告，我就非常保守的估计发生了大约8千起强奸事件。”

　　“在南京神学院的操场上，我的一个朋友亲眼看到7个日本士兵轮奸了一位中国妇女。我不愿重复那些偶然出现的与这些强奸有关的虐待狂和变态行为，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光在金陵大学的操场上，就有一个9岁的女孩和一位76岁的老奶奶被强奸了。”

　　贝茨还就日本抢劫私人财物、烧毁建筑物和推销鸦片等罪行作证。

　　8月7日中国军医梁庭芳上尉出庭作证。

　　南京陷落前，他和医疗队奉命留在南京照顾中国伤员。他们穿上平民服装，住在一个难民营中。他叙述了日军把他们从难民营押到长江江边后集体屠杀的情景：

　　“我们4人一排，队伍大约有四分之三英里长，我估计有5000人。当我们到江边时，日本士兵命令我们排成一排，前面是机关枪，日本士兵将机关枪对着队伍。两辆卡车运来了绳子，人们被5个一组反捆着手腕。我看见第一个人被步枪打死，然后尸体被日本人扔到江里。大约有800名日本士兵在场，包括军官，其中一些在轿车里。我们在江边排着队，在我们的手腕被捆之前，我的朋友说他宁愿跳江淹死也不愿这样死。在屠杀持续了4个小时后我和我的朋友决定逃跑。我们冲到江边，并跳了下去。机关枪向我们开火，但我们没有被打中。由于失血，我昏了过去”，这样梁庭芳也侥幸逃生。

　　8月14日和8月16日，检方最后一名证人，美籍牧师约翰·马吉出庭。从1912年到1940年，他一直在南京新教圣公会教堂任职。他列举了大量亲历的日军暴行，使人震惊。例如：

　　“我曾经碰到过成队的中国平民被押走杀害。这些人主要是被用步枪和机关枪杀害的。另外，我们也知道有数以百计的人被刺刀刺死。”

　　“12月16日，日本士兵来到一个难民营，他们从这里抓走了14个人，其中包括一个中国牧师的15岁儿子。他们被和其他1000多人集中在一起，押往长江边，在那里，他们被用机关枪像割草一样从队伍两头射杀了。”

　　“每天都有强奸事件的发生。很多妇女、甚至儿童惨遭杀害。如果一名妇女拒绝或反抗的话，她就会被枪杀或刺死。我照了一些相片，拍了一些录像，记录了这些妇女所受的伤，有些妇女的脖子裂开了，全身都是伤口。如果这些妇女的丈夫想要用任何方式帮助她们的话，就会被杀死。”

　　“1938年。我们到达南门内的新开路时，很多回来的人告诉我们仅在那条小路上，就有500多人被杀。”

　　“一天，一个尼姑被送进大学医院，她的身体被日本人的子弹打穿。送她来医院的中国裁缝告诉我说，在这个尼姑以及其他许多尼姑居住的尼姑庵的附近，有大约有25个人被杀害了。”

　　还有许多例子，实在过于灭绝人性而无法在这里宣读。马吉牧师有一个重大贡献，正如他证词中提到的，他冒着生命危险用16mm电影摄影机拍摄长达105分钟的胶片，纪录了日军烧杀抢劫强奸的真实场面，留下铁证，给世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马吉牧师已经过世，但是不久前，他的儿子遵从他的遗愿，把他当年使用的电影摄影机连同所摄胶片，捐献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纪念馆。

　　除上述证人出庭外，法庭上宣读了许多检方提供的书面证据。包括：

　　“安全区文件”、“南京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的报告”、“美国大使馆1938年电报”、“阿利森致美国大使的信”、“德国西门子公司商务代表、国际安全区主席拉贝致日本大使的信”、“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致德国外交部秘密电报”、“审问武藤章记录”等等；另外，还宣读了3名美籍证人和15名中国证人的书面证词。这些证据和证词，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