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亲临日本投降仪式现场
来源：   2015-05-28 14:57:46

　　在日军中，台湾人与朝鲜人多数充任低级军官——中尉，日本人不会让他们晋升较高职位。我对待朝鲜人台湾人与对待日本人就有此基本差别。日本人进中国是侵略，而朝鲜人台湾人是被日本人奴役，所以值得我们同情。日本人待朝鲜人台湾人像对待中国人一样，摆出征服者的架势。无论他们作什么罪孽，他们都不知道反思。虽然日本人对中国犯下弥天大罪，我们仍要原宥他们。虽然有些民众咒骂日本人，甚至凶过日本人，这是日本人咎由自取。

　　我执行宽大政策是我自己决定并报告中央，请求批准，中央同意了。我把所有的朝鲜人——平民与军人——都集中在一起。我把新一军的朝鲜族军官崔德新调出来，专门负责集中营的朝鲜人。换言之，我允许他们自治，从未派人去监视他们，也没有用铁丝网封闭他们，崔氏近年担任韩国外交部长，刻正出使联邦德国。我以同样方式对待台湾人，我指定一位台湾人负责，他的名字不记得了。台湾人与朝鲜人不多，各几百人。我们把财产归还给他们，但在广东，数量并不太大。

　　我们怎样处置战争罪犯?当民众向司令部检举某些日本士兵、军官或部队长在当地犯下暴行时，我们立即执行逮捕。在某些案例，没有人举报我们就执行逮捕。例如，我们逮捕了肥后大佐，但没人控告他，于是他获释，被当作战俘而非战犯。

　　事实上我们逮捕的战犯很少，他们被关押在一个地方。田中久一得到特殊待遇，我们确实优待他。他是中将军衔，我们让他住在河(今珠江)南集中营的一座房屋，由宪兵看守，一名来自台湾的客家人充当翻译，陪伴着他。

　　我见过田中好多次，有时我想问他一些事或者要他做某些事。10月下半月何应钦到广州时，他想在我的司令部见田中，他俩会面时我在场。田中进门时，何应钦起立。田中是个好人，但他的部下军纪很坏，积案甚多，例如日本兵向中国无辜民众鼻孔灌水致死，这些暴行都有照片为证。广州开庭审讯田中时，他辩称并未下令作恶。田中不是一个残忍无道的人，不像酒井隆在香港下令集体屠杀。然而，田中必须为他下属的灭绝人性行径负责，死有余辜。军队的事是很难说的。当统率许多官兵时，你不能保证无人违反军纪。田中统领十几万人，包括日军驻香港部队，他控制不了部下杀人强奸。几名日本将领因日军滔天暴行而被处决。1947年5月12日，日寇陆军少将旅团长平野仪一与驻市桥分队长五十岗孙三郎在广州被处决。

　　有一次去南京，我路过冈村宁次的住宅，他获准留在日本投降前他所住的豪宅中，唯一区别是他由中国宪兵监护。我认为不该待他太好，至少要叫他搬到小房子去住。

　　战犯由司令部军法处审讯。我们向中央请示，中央答复采取宽大政策，我们甚至释放了田中的参谋长富田直亮1949年9月，获国防部军事法庭宣告无罪开释回国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日本招募日籍军官组成军事顾问团来华协助军训，该团团长就是前华南派遣军参谋长富田直亮，他化名“白鸿亮”于11月赴台，设立圆山军官训练团，对国民党军队中上级军官作短期的战术训练，讲述战争哲学及登陆作战等实务，蒋介石还亲自到场旁听。1951年，蒋介石决定增聘日本教官50人，扩展训练规模;另外建立一支名为中山师的半机械化模范部队，另聘日本教官46人，人事费用年耗26万美金。这支部队后来编为第三十二师。直至60年代才结束。，他与其他战俘一起被遣送回日本。

　　田中久一上法庭受审许多次，最终判处死刑。然后他作为国际战犯被押送到上海。美国人要求把他押到上海由美国军法官与中央指派的法官组成合议庭审讯。结果，再度被判死刑，送回广州执行，因为他是侵占广东的日军首领。他被处决时我在南京。后来我听说，他处决前被五花大绑站在敞篷卡车上游街示众。为此，我训斥了我的参谋长甘丽初。如果我在广州，我一定将他关在密闭囚车中押往刑场。

　　没有任何台湾人或朝鲜人受审，正如我说，我们并不视他们为战俘，遑论战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人犯下暴行，可是他们都是普通士兵或低级军官。许多美国人参与日本战俘等的遣返工作，他们都住在西方人聚居的沙面。当美国轮船开抵时，我让朝鲜人先离开，然后是台湾人，最后才是日本人。遣返工作持续了比较短的时间，1946年4月25日宣告完竣。

　　轴心国的国民中我只拘捕了一个德国人奥多医生，他在中国住了很久，是个纳粹党人。我见过他。我们掌有证据他参与政治活动。他的医疗设备被没收，后来被遣返回德国。我没有拘捕意大利人，许多意大利神甫来拜访我，他们害怕国军进驻教堂。

　　我记不得有关盟国国民被日本人囚禁的案例，我想就是有也不会多。

　　根据中央的命令，在国军到达之前，政府指定伪军的正规部队为“先遣队”，就地维持秩序。陈诚向蒋先生建议立即遣散伪军，蒋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政府命令我在两个月之内解散伪军。我要求延期，因为广东省的伪军多达几万人，我担心他们抗命;如果操之过急，他们会投向共产党，或者上山落草为匪。那么，我们就没法解除他们的武装了。所以我规劝中央莫草率行事，要谨慎小心。上面答复说，限期两个月不可能再延长。

　　很幸运，我是广东人。再者，广东省伪军的高级军官对我很信任。我命令伪军集中到芳村、花地、石围塘周围地区，10月12日邀请他们的部队长来司令部出席会议。出席者有留日的师长彭济华和另一名师长李辅群。我告诉他们，有两种选择：遣散或者并入缺额的国军部队与保安团队，10月底就要定夺。他们回营后同下属商量了我的提议。大多数军官——包括李辅群与彭济华——报称，他们的下属愿意遣散。广东人就是这样——宁为鸡口毋为牛后，宁可挨饿也不肯被吸纳到其他部队。当然，他们知道我们不会信任他们。他们愿意领一笔遣散费各奔前程。

　　有一小部分伪军军官选择了并入国军正规部队或保安团队。我们吸纳了士兵，把部分军官送到韶关林挺华管理的待命军官团。其他军官选择回家。

　　我任命了先遣队指挥官招桂章，10月4日，张发奎传召招桂章出席先遣队指挥官会议。我们是老友，他是陈策在广东海军学校的同学，此人没有问题。我们遣散伪海军的高级军官。事实上，汪伪的所谓海军只包含几艘小艇，我们接收了它。

　　一切都很顺利，我在限定的两个月内完成了整个遣散程序。我向中央报备中央批准我对伪军的有关安置，这不需要报批。只要两个月后不再向中央支领那些伪军的军饷，中央是不介意的。我向中央解释，如果我解散了全部伪军，他们在走投无路之下会上山为寇。

　　我以汉奸罪枪决了几个伪军混合部队的指挥官范德星等人。范德星原来是第十师师长，后任十一军军长，他被控在北江地区欺压民众。战争结束时他逃跑了，我的部下抓住了他向我请示如何处置，我下令立即枪决。我也下令立即枪决陈修爵、吕春荣和符永茂，后者是土匪出身，被控欺诈广州湾民众，吕春荣是粤西南的暴君。陈修爵原任粤军第一师旅长，我在韶关统领四战区时，他在粤西南(阳江)当县长。我们调他去干训团，快结业时省政府逮捕了他，他伺机逃跑投靠汪伪当局，仗势欺压北江地区民众。这四个汉奸都是粤西南人氏。陈修爵不知为何逃走了。我下令立即处决前并没有请示过中央，因为高级将领有临机决断之权，这类事不必请示，是他们违反军令、抗拒报到才遭此后果。

　　听说战后法国枪毙了数万的奸伪人员。国家的正义与民气必须伸张。文天祥的浩然之气，实足以代表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条件。奸伪的政治主张，虽有其不同的角度，但卖国求荣的行为是罪无可逭的。

　　伪军也必须区分正规军与杂牌军。前者并不负责地方治安，他们受训打仗;后者掌管地方权力，是当地民众的暴君。还有些有名无实，其主官系“无兵司令”，人称“游击单位”。我们分辨出游击单位，就命令他们集中缴械，其中多数人能服从命令。我们给军官安排工作，把士兵解散，枪械交还给地方政府。有些杂牌游击队我们未能成功地遣散，结果有些人去当了土匪。

　　我让曹启秀在司令部充任参议。戴朝恩想当遂溪县县长，我建议他在司令部当参议，他不想当参议，说当县长才能更好地服务桑梓。我说遂溪是个小县，为何不想去大县。他说没有足够的钱去津贴一个大县。一般来说，千里为官只为财，他却是个例外，他有很多钱，遂溪是个三等的穷县。他为人正直，我推荐他去罗定县。

我认为必须使用武力处置广东的共产党部队，同时拟订全面解决的办法。既然蒋先生决心消灭共产党，那就没有理由不在广东采取行动，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在广东“剿灭”共军。曾生部共军不成问题，加上老弱总共才两千挂零人马。虽然曾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但他有些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