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亲临日本投降仪式现场
来源：   2015-05-28 14:57:46

，同时被枪决，这是广东省最大的一宗贪污案。

　　我也负责广西的接收工作，但可做的事很少。日本投降时，敌军已撤出广西。日本占领广西是1939年至1940年以及1944年至1945年，为时甚短，敌军无所作为。譬如，两次沦陷期间，南宁的学校都没有重开。我们只需要处置为数不多的汉奸。

　　我同英方有着密切与友好的接触。9月20日，英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福拉塞上将到广州作亲善访问，驻港英军司令菲斯丁将军也到访多次，我个人对他俩十分友善。港英政府要求我派人以联络官身份常驻香港，我派旅美华侨骆来添出任。

　　9月28日，我派遣一个宪兵排去香港，因为当时日军第十三军奉命集中在九龙塘等候美国轮船接载他们去大连，有些日军士兵不守军纪。菲斯丁将军十分合作，他对香港军管总督夏悫上将说，倘若派香港警察去逮捕违纪日军殊不适当，建议派国军宪兵前往。我派何世礼去香港同英国人磋商。接着夏悫上将也来穗拜访我，当我依礼到香港回访时，我见到中国军队根据口头协议，在街头执勤。我住在港督府。福拉塞上将邀我去他的旗舰出席午宴。

　　军政部派潘华国中将赴香港负责接收英方移交的一批军品，他的助手是莫与硕、周雁宾与余兆麒。后者是军统局所派，他享有少将待遇，但不是军人。

　　过了不久，中央命令我逮捕余兆麒，中央指他招摇与滥用权力。在战前他为中华民国驻古巴公使张惠长担任秘书时我就认识他。我告诉港府，将余引渡回穗。李宗仁白崇禧打电报给我要求保释，我说本人只不过是执行中央的命令，无权释放他。两周后，中央让我释放他。

　　在澳门事务上，葡萄牙对我们十分友善，我派作战处情报部前主任潘奋南去担任我的行营驻澳联络专员，他也被授权接管敌伪在澳门的财产，我们把一批汉奸引渡回广州。不久我下令逮捕潘奋南，但由于贪污证据不足，他被囚禁短时期就获释了。

　　我想收回澳门。胜利后我首次回重庆报告广东接收工作时，我向蒋先生、张群等人建议收回澳门。我一贯痛恨烟赌。我告诉蒋先生，只要切断大陆对澳门的供水，我就能和平收回澳门，只要一个营的部队就可以维持当地治安，我将为我的行动负全部责任。

　　张群反对我的提议，蒋先生说我想得太简单了：“收回澳门是任何时间都可办到的，可是香港……你能拿回香港吗?如果你决定同葡萄牙人打仗，你必须考虑英国人的反应，你也得准备同英国人打仗。再者，美国人会反对你，这一切都会导致严重后果。”我后来思忖，蒋先生是对的，我考虑并不周全，我的脑筋实在太简单。1946年4月4日，澳门总督伊海杜上校到广州拜访我，我没回访。

　　我坚持要去海南，同许多人谈及过这一意愿。战后我第一次去重庆见蒋先生时，就提出这一议题。蒋先生说，他赞同我的愿望，但时机尚未成熟，他要我首先在广州做好本分工作。何应钦到广州时，我又提起海南。事实上，我与何应钦、宋子文一起访问了海南，后者是海南文昌县人。1945年10月26日，张发奎致函宋子文，希望宋帮助他去海南从事开发，也希望宋南来。11月9日，宋复函说，当地的地方绥靖与恢复秩序比抗战更为艰难，他答应在建设开始时帮助张达成这一心愿。我想起一件有趣的事。我带了几位高级同事同行，包括李汉冲与甘丽初。宋子文带了他的秘书与一位姓陈的随员。我们搭乘军用货机，座椅设在机舱两旁。为了让宋子文坐舒服一些，我们带了一把椅子。可是宋子文习惯了摆官僚架子，他自己带了一张帆布床放在机舱中间。当他的随员用跪姿呈给他一封电报时，他正穿着衬裤躺在帆布床上，竟用脚趾头接电报。

　　我们都被这一侮辱行为激怒了，李汉冲向我提议：我们一起上去打他。他侮辱了高级将领：我是上将，李汉冲是少将，甘丽初是中将，余皆少将。那个随员是政府文官，他本不该给宋子文递信。旧时曾国藩被批评洗脚时见客。宋子文此举无疑侮辱了所有坐在机舱两旁的将官，但我阻止李汉冲动手。由于宋子文的官僚习气，我对他印象很坏。宋子文到访广州期间不想被打扰，拒绝开会与见客。但我们还是一起视察了新一军，这是战前他将广东省盐务管理局缉私总队改编成军的，他对新一军极为满意。

　　不久，新一军移师北上，不少军官眷属拒绝随军，原因很复杂，因为有些军官把钱都交给了他们的妻子。这些妻子中有些是酒家女侍。由于日本占领的影响，广州流行女侍陋习。有些新一军军官积攒些钱老是跑酒家。他们见到这些年轻的女侍穿着漂亮的衣服就想迎娶，其中许多女侍不是正经女人。她们嫁给外省籍军官是贪图他们英俊与多金。

　　我们不能阻止这类婚姻。我对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与三十八师师长李鸿说，要提醒下属小心。孙立人是留美学生，认为并非所有女侍都是不正经女人，有些还是不错的。我要他保持警惕，毕竟我是广东人，比他清楚得多。我自己当然从来不去酒家，人们也不敢邀我去这类场所;我在这类场所出现时宪兵会贴身保护我，会造成业者不便。当然我会去酒家出席婚礼，譬如徐景唐的儿子娶亲，以及诸如此类的庆典。

　　五十四军从南宁调来广东接替新一军的防务，驻扎在广州及其周围地区，军部设在沙面，军长阙汉骞是一位书法家，他送了我一副条幅。

　　我同军统局的关系与战时一样，郑鹤影负责军统在广东的活动，他尊重我。

　　我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广东分团主任，广州行营政治部主任黄珍吾兼任三青团广东分团总干事，我出席过两次他主持的三青团会议。

　　我同国民党内CC系的关系没有大问题，没有利益冲突，相安无事。当然，CC系在广东实力很强。在战时，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兼任省党部主委。胜利后，CC系的余锦贤当上广州市党部主委。我同CC系在安排广东省人事方面无大歧见，CC系当然会推荐人事，但那与我无关，那是广东省政府的职责。

　　我记不起广州的中统负责人姓名了。无论如何，中统局不需要直接接触我。有需要时，我会同省党部联络，他们毕竟是CC操控着的。

　　中央党部指定我监察广东省党部的选举，134人投了票，余锦贤以全票当选。见此结果，我当着众人对他说：“余主席，如果你在134人中得133票更加合理。”他说他已劝告一些人，不要投他的票，我说：“但你为什么投自己一票呢?”他不能回答。

　　说到国民党的贪污问题，真的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在抗战期间由于敌人的出现，情况比较缓和。战后政府机关都在贪污，正如我所说，接收成了“劫”收。党政机构每一个层级都贪污。我真的拣不出任何干净的层级。广东省太大了，不可能把那么多县长都严格控制住，所以我想去海南。

　　接收这个历史任务虽已完成，可是整理受降后繁杂的任务，却令人感到不快。这固然因胜利的突然来临，使我们在时间仓促中不能预作详细周密的准备。而我们行政方面之低能与社会人心之腐败，也于胜利后不久之际，全部暴露无遗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奸莠乘机抢掠，加上接收情形的紊乱，和浑水摸鱼的贪污罪行，真令我感到我们虽赢得了胜利，但我们先哲遗下来的羞耻观念，却已荡然无存了。

　　我先谈接收的事情，这是战后行政的最大污点。首先是中央对于接收问题，根本没有全盘计划。凡接收机关的派遣，接收部门的分类，接收物资的处理，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如当我成立接收委员会时，中央仅派有军政部、交通部、财政部、中宣部和航空委员会的特派员到来，至于其他中央各部门有无派遣人员，及应接收何物，均无指示。但事隔月余，经济部、农林部、教育部、社会部、海军部等特派接收人员又陆续到来：如海军的船艇就须由军政部的特派员再行移交于海军部的接收员;有国营性的生产工业，就须再移交经济部的接收人员。甲移交乙、乙移交丙，其中损失和舞弊情事，就不难想象了。其次则物资之分类又没有详确规定，如通讯器材，究竟属于军政部，抑属于交通部?军用的化学工厂，究属于军政部，抑属于经济部?凡此均引起了接收工作不少的纠纷。接收委员会最初虽有一个概要的规定，但因中央各部门的步骤紊乱，竟无法顺利进行其工作。这些都是当时行政院应该负的责任。

　　多数接收人员的低能和贪污，更直接造成了接收工作的混乱。接收人员，为个人打算的多，为国家设想的少;藏匿埋没，折扣报销，贵贱调换，敲诈勒索，层出不穷。结果发财是私人，吃亏是国家，军政部特派员莫与硕和他的办公厅主任李节文的正法，亦不足以转变此种风气。发“胜利财”与“劫收”的名词，竟在这个时候添入了“辞典”。于是，人民由希望的高峰跌进了失望的深渊。胜利的光荣，也因此而黯淡褪色了!

共产党员仍在行营服务，副官处的科长左洪涛就是共产党。剧宣队在那时解散，原先的共产党员只留下十来个，我亲自给他们安排工作。例如，我任命何家